走！赶集去！

  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去赶集”成了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种休闲方式。在这些城市，市集这种古老的商业形式长出了新的模样。

《太平春市图》描绘了清朝新春市集的热闹景象

 

  历史里的市集

  关于市集最早的记载见于西周时的《易经》。据《易经·系辞》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所需。”也就是说，原始商品的集中交易最早是由炎帝神农氏开创的。

 
  在商朝，商品经济发展更加繁荣，出现了专门的交易场所——肆，并开创了中国以物易物商业贸易的先河。因为从事交易的是商国人，其他部落的人就称他们为“商人”，对他们所交易的物品称为“商品”，“商人”“商品”便起源于此。
 
  到了周朝，交易的场所称为“墟”，交易有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墟”中，商贩或以担杖挑物，或以布巾包物，席地而坐便开始了交易。这种席地而坐的贩卖形式，被视为“摊贩”最基本的形态。当时市集上的商品种类很多，车马、五谷、奇珍异宝等，甚至还出现了“人才市场”，即奴婢交易。
 
  周朝很重视市集的发展，并设置了专门管理人员。《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廛人掌敛市絘布、緫、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胥师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贾师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司虣掌宪市之禁令。司稽掌巡市。”即市场最高官职为司市，下设有质人、廛人、胥师等属官，主要负责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价、保护财货与征税。
 
  市，在周朝成了与祖庙、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据《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商人，如春秋末期的范蠡、子贡，战国时期的吕不韦、白圭、巴青等。大业既竟、一身布衣的范蠡曾三度创业，后成为巨富，自号陶朱公。他被民众尊奉为财神，陶朱公也成为中国商人之鼻祖。春秋时已有官商、非官商之分。《管子·乘马篇》记载：“贾知贾（价）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后来，在城市中还根据时间的差异形成了早市、大市、夕市、夜市。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推动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秦人为加强对贸易经济的管理，专门建立了“市”。市内可以摆地摊、耍猴戏、舞枪弄棒，“市”和人们的居住区严格分开来。市门按时关闭，市中有市楼，又称亭、旗亭或市亭，管理市的官署即设于此。为了便于经营管理，市内店铺、摊贩按经营商品种类分别排列，称为列、肆、次、列肆、市肆或市列。肆之间的通道称为隧。列肆之后还有存放货物的仓库，称为店。
 
  秦代法律规定，商品必须明码标价。并且针对交易、货币使用首次颁布了法律条令，即《金布律》《关市律》。
 
  到了汉朝，商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甚至形成了一个阶层。两汉集市形式更加丰富，边关有了胡人交易市集，长安城内外更是出现了东西九市，城内圈起来的“市”被称之为“阛”，其中除了商店摊贩，还住着专门做买卖的商贾，整个部分由市吏管理，对各商人实行登记，注明“市籍”，这套管理制度，从汉朝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都被沿用。
 
  汉朝（西汉）时，还出现了同城快递。王莽时代，东汉光武帝刘秀曾在长安上大学，因为口袋里没钱了，他就和同学集钱买驴，再由从仆牵着到市场上揽活，靠给人运输来赚取生活费。
 
  不难发现，截至汉朝，市集一直在城市中发展。究其原因，以往由官方管理的集市，往往在开市时间、地点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农村由于交通及通讯不便，会增加官方征税、管理的难度。此外，城市运行需要诸如粮食、木柴、布料等大量的资源支撑，这些资源高度依赖农村的运输。
 
  将集市设立在城市，便能够吸引村民们自发到城市进行贸易，达到供养城市的目的。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很多制度都遭到了重创，国家也放松了对集市的管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乡村集市为代表的“草市”
 
  开始产生，集市才真正走向农村。不过，由于草市是农民自发聚集起来的市集，无论规模还是所销售的商品数量都无法和城市的官集相提并论。
 
  在唐代的长安，设“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位于朱雀大街两侧，左右对称。我们常说的“买东西”一词中的“东西”最初就是指唐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为了治安和军事的需要，城中住宅区（坊）与市之间用短墙隔开，称为“坊墙”，政府对城市中商贾贸易的时间及地点也有限制，仅能在白天于“市”进行。唐代长安城有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东市”
 
  和“西市”便成了长安城规模最大的商业区，在满足城中居民日常生活、生产需要，以及对外商贸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集市不再设定固定的范围，他们在城市中星罗棋布。宋代初期，由于政治形势仍未稳固，大量人口迁入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为了生计，几乎人人通商，贸易需求空前巨大，集市也难以延续过去坊市分明、时间固定的形式和规则。
 
  于是，朝廷取消了上千年的“宵禁”
 
  制度，如今我们熟知的“早市”“夜市”便形成于这一时期。宋代市集交易量巨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宋代市集物品种类也十分丰富。《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道：“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此外，从五更营业到天亮的集市被称为“鬼市”，如“潘楼……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明代初期，朱元璋施行休养生息政策，百姓能安稳度日，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市集数量较之唐宋也大幅增加。明代宁夏镇商业兴盛，镇城内有熙春、毓秀、泰和、咸宁、里仁等32处街坊市集，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明代市集也有隔日一集、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或每逢初一、十五集，逢初五、初十集，逢初三、初八集，逢初三、初六集及每月一集等诸多形式。嘉靖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舶来品在中国市集频繁买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等。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开始出现。此外，因实用目的而编写的商业用书亦问世，主要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明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产总量为96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2%，人均GDP在600美元，有“白银帝国”之誉。
 
  清朝，在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宁等地，商业更加发达。小商人在路边摆摊做小生意，小商品种类及名目繁多。北京居民已达到百万人，居民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贸渠道获得，一日不可无贸易。《太平春市图》描绘了清朝新春市集的热闹景象——除了各式摊贩，市集中也有挑担沿街叫卖的货郎。卖鲜果的货郎挑着高肩扁担串连两个圆型食盒，食盒里放置各式鲜果、食物的碗盘；另一名货郎担著平肩竹篓担子，扁担上插了各式兵器和面具，吸引儿童围观挑选……
 
  中华民国建立后，城乡市集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同时，随着市集范围的扩大，问题逐渐显现——小贩在街头摆摊买卖，影响环境与交通，于是，政府着手规划兴建街市（固定的农贸市场）安置商贩，规定“肩挑鱼肉菜蔬者不得在市场所属街道内摆设”。由于入场要收取租金，街市落成后小贩均不愿迁入。如广州市第一个商用公共街市——南益市场，在民国十四年六月开业后就遭到商贩集体抵制。
 

  市集与市场经济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以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进行“统购统销”，集市贸易逐渐萎缩甚至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恢复了农贸市场。在市集上，从农产品到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可以挑选，也可以议价，人们欣喜地接受了这一市集形式；同时，个体成为摊贩，可以自由售卖商品，摊贩之间有了竞争，价格随行就市。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和城市恢复了农贸市场

 
  新河弄露天农贸市场曾经承载了很多老一辈绍兴人的记忆。40多年前，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副产品产量提升，农村里一些有“自留地”的农民，产生了将自产的蔬菜、瓜果和家禽等拿来城里交易的想法，为方便市民买卖流通和上城农民赶集，有关部门决定把新河弄“开辟”为菜市场，这便是新河弄农贸市场的雏形。新河弄农贸市场最初只是用弧形钢管和彩钢棚搭建起简单支架，起到一些隔热和避雨作用。市场里交易的摊位，均是用水泥和砖块简单砌成，背靠背排成两行，若遇刮风下雨天气，经营户用来遮风挡雨的各式油布就会迎风飘舞。沿街一字排开的摊位上，农民用竹编的菜篮、茶篓和鱼篰摆放着家常蔬菜，以及鸡、鹅等家禽，氤氲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虽然硬件设施比较简陋，但当时市场里人挤人，哪怕是下雨天，也依然热闹非凡。
 
  同样，在城市里，也有着挑着扁担到偏远农村交易的场景。在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鸡毛换糖”的故事便是浙商中“义乌商人”起家时的时代缩影。所谓“鸡毛换糖”，就是靠着人力将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挑进交通不便的农村、草原，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农民家里形同废品，却能够进入工业生产环节的原料，来赚差价，实现微薄利润的行当。在改革开放初期，义乌民间出现了很多像剧中人物陈山河这样没有本钱，却又积极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凭着一根扁担、两个筐，靠着双脚走向全国各地的农村、山区，用几分钱的糖换取农村里原本丢弃的鸡毛。再根据老百姓的日常需要，购进便携易带的小商品，比如针头线脑、指甲钳、纽扣等等。以物易物，一步步积累，一步步发展。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开遍了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临沂批发市场、常德桥南市场、石家庄南三条集贸批发市场、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等全国性市场也逐渐崛起。其中，临沂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到250亿元，南三条集贸批发市场承载了1.2万个体商户，从业人员达到3万余人。
 
  可以说，市集成为个体户的生存之处，也成为规模企业成长的土壤及企业家的孵化器。 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发展起来。“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不少捧了铁饭碗的人悄然下海“摆地摊”。宗庆后、刘强东……他们都是从小摊贩起家，抓住改革的风口及红利，成长为规模企业家。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城市文明进程的推进，一些地摊、小市场的作用在改革大潮中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原有的购物场景及商品结构。物品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的电商平台，计时送达的外卖平台便利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消费者不用再出门购买。此时，传统市场摆摊致富的通道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文明化的深入，“摆地摊”逐渐与脏乱差联系到一起。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日渐尖锐，普通百姓，既是地摊的受益者，也是地摊的指责者。
 
  市集的嘈杂成为城市治理的难题。一些城市在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进程中，开始将各类小市场从城区迁出，禁止设摊经营、占道经营，移动小摊贩、小门店外摆摊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关于摊贩、市集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之间的关系也频繁引发讨论。
 

  新市集

  市集是城市烟火的浓缩，可以从中见时事、见民生。最近几年，受疫情反复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实体经济压力倍增。但是，在许多城市，市集却如星星之火，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

 
  区别于传统市集，新兴市集以贴近潮流的主题、新奇有趣的创意商品，吸引了诸多年轻人，成为组织更完善、内容更丰富、体验感更强的城市休闲生活方式。
 
  文创市集、艺术市集、手作市集、咖啡市集、中古市集、图书市集……在充满“烟火气”的同时，这些市集多了“文艺范”和“潮流风”。“市集是一个汇聚了当地甚至外地很多新奇商品的大集合体，对市集主题感兴趣的消费者不用再花时间满城跑，也不用花费金钱出城找，在一个市集里就可以满足全部需求。”
 
  薇薇更喜欢逛文创类市集，据她介绍，市集摊主多是自由创作的手工者和艺术爱好者，他们会带来很多原创物品以及私藏物品和大家分享。“这些都是在淘宝店很难找到的，每个摊位都值得花时间细细逛。”如果说来市集有什么目的，那一定是“玩儿”，市集是随机出现的，消费也是随机产生的。“逛一场市集就像开盲盒，里面有什么，逛了才知道”。
 
  除了独一无二的设计，市集中的商品还有极高的性价比。在9月举办的2022北京图书市集上，许多摊位亮出了“五折区”招牌，还有些则采取“打包自选”的方式——59元三本带回家。据悉，书市第三天下午时，不少摊位上已经只剩下了样书。另有一些跨区域、跨城市，或者新创品牌的摊主，以品牌宣传为目的，往往会将商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售卖给顾客。
 
  丰富的体验活动也是市集吸引流量的法宝。在为期三天的隆福寺中秋市集中，顾客可以在不同时段报名参加由各摊主举办的包括“毛毛虫大变身”自然观察活动，彩绘石膏制作、义卖海报制作活动，家庭桌游挑战活动，毛线球制作活动，大型箭楼模型搭建活动，古法造纸雕版印书活动，皮影制作及即兴小品创作活动等，顾客在娱乐的同时增长了不少知识。
 
  夜幕时分，北京图书市集的脱口秀舞台人气高涨。不少出版社编辑轮番上台，吐槽业内趣事。“你知道现代物理学家们是怎样分析达·芬奇有没有在《救世主》中犯光学错误的吗？”“你知道创立了现代神经科学的诺奖得主拉蒙-卡哈尔还是一位热爱涂鸦的画家吗？”“你知道偏头痛的感觉如何被一位十九世纪的医生休伯特·艾里画成示意图的？”“你知道文学巨匠纳博科夫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对一种蝴蝶迁徙演化的惊人预见吗？”……在20余场线下沙龙中，人们以书籍之名，重新寻回了面对面的真实触感。
 
  新市集的组织者无一例外对当下的流行文化极其敏感。飞盘、滑板、露营等潮流运动和生活方式刚刚兴起，一些市集中便出现了它们的身影，让消费者得到现场体验的机会。
 
  还有很多业内知名手艺人、品牌主理人、设计师辗转于各种市集之间，为市集加码。这些摊主大多是个体经营者，有的已拥有多家线下连锁门店，有的经营网店，还有一些专门游走在各类市集之间。
 
  “市集活动能给有梦想的年轻人提供筑梦平台。”在“赶集”的日子里，深小蓝异常忙碌——早上7点半起床，9点到店备货，10点出发，11点前赶到市集，晚上9点才能收摊回家……
 
  开甜品店之前，深小蓝在广告行业摸爬滚打了10年，孩子出生后，她想从高压的职场环境中走出来，给自己放个假，便从公司辞了职。有了大把时间，深小蓝开始尝试做起了自己喜爱的小点心，时不时也送一些给朋友品尝，没想到广受好评。做着做着，爱好便成了事业，家庭厨房换成了工作室，工作室又变成社区小店，现在，她已经在商业区开了现在的甜品店——花房の甜。
 

  通过口碑相传，目前深小蓝已拥有一批稳定的私域流量。“店里很多都是从2017年跟我到现在的老客户，目前微信小程序有4297位粉丝，复购率达到44%.”不过，她的实体店位于后沙峪，不是每个客人都愿意开车30公里去门店打卡。深小蓝急需寻找一个获客渠道。这时，一位做市集运营的老顾客找到深小蓝，邀请她参加今年7月在三里屯举办的一场市集。“三里屯作为核心商圈，流量的80%都是我的目标客户。”地域精准、客户精准，加上对自己产品有信心，深小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市集中新奇有趣的创意产品吸引了众多年轻人驻足

 
  一场市集只有短短几天，对于深小蓝来说，抓住机会将市集流量转化成私域流量比现场卖货更重要。“第一步是推出一款可以撬动复购的产品，第二步是尽可能让更多消费者以最低的成本品尝到它。”深小蓝选择了一块曲奇作为主推款，在第一次市集活动中，顾客只要加微信，再发一块钱的红包，就能获得一块售价20多元的曲奇。五天的活动中，加微信的有五六百人，“很多顾客后续会在小程序上复购”。
 
  在采访中，大部分市集中的自有品牌摊主像深小蓝一样，并不以赚钱为首要或者唯一的目的，他们更希望借助这一业态增加品牌的曝光度，为线下门店或线上渠道进行引流。根据后台数据统计，市集对于品牌的宣传孵化价值的确大于短期的收益价值。
 
  对于斜杠青年或无固定工作的人群来说，市集是实实在在的“生财之道”。路子站在摊位前，和顾客们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赢了的顾客可以拿到奖励，如果输了就用优惠价买走产品。“墨山丘”是路子和妻子七芽儿创办的以水墨文字为主的衍生品文创品牌，“路子野”“我上头有人”“都是朋友全在酒里”……狂野的字体写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一些老年人也会停下来多看两眼。虽然品牌初创，但路子夫妇已经参加了70多场市集。他们在第一次参加市集的时候就赚到了钱，“市集第一天，我们卖了几个本子和帆布包，80多个小书签，十几张明信片，流水有860元，扣除200元的摊位费，还剩660元。”今年国庆节期间，路子夫妇受邀参加798的潮流艺术市集，赚了将近1万元。
 
  和路子夫妇一样在市集做副业的还有很多。据调查，大部分摊主在市■ 市集中新奇有趣的创意产品吸引了众多年轻人驻足集的日平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最高的可以日赚6万元。
 
  不管是宣传推广，还是认真“搞钱”，或是发展爱好，摊主都有一个共识——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才是在市集中最大的收获。“我们的不少合作方都是通过市集认识的，小的品牌方会找我们定制商用字体，例如，墨山丘在春节为时代美术馆写了超大对联，为隆福寺中秋市集写‘拾城记’的宣传语。大的合作方直接采购我们的产品，到现在合作的寄售方已有十多家。”七芽儿说，他们从市集中获取灵感和资源，也收获成功和经验。
 
  新市集这种城市商业空间不仅是消费的空间、生活的空间，也是文化体验的空间、时尚休闲的空间。它在传承着传统市集的烟火气，也在不断以创新的形式，寻找着与城市发展的融合之道。（参考资料：中国市集发展极简史：我们一起逛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