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有效带动就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创造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通过与各行各业的广泛连接，数字经济创造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进而催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提升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
 
  《光彩》：相较于传统经济模式，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方面有哪些优势？
 
  厉基巍：数字经济的发展适应了生产力变革的需求，数字技术和信息数据也已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并促成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用工方式的变化。正是因为数字经济在多边市场、多种业态之间建立了更细化的分工和更广泛的连接，才能在促进传统业态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跨界融合等形式创造新业态，并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
 
  首先，数字经济具有更强聚合效应。
 
  数字经济能够打破时空界限、自然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集中分散化的资源和要素，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不同主体的价值共创。
 
  比如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我国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显著增长。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 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约3.9%，其中生活服务领域的市场规模同比增长8.4%.共享经济规模快速扩大的背后，是人们对线上化、便利化需求的提升，基于此，本地生活运营师，网约配送员等职位需求也随之扩大。
 
  其次，数字经济具有更高匹配效率。
 
  高效的匹配机制降低了劳动者搜寻工作的难度。数字经济连接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端，使广泛、分散的市场需求汇集于平台内部，降低了供需匹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信任成本。相较于传统经济模式，平台经济模式实现了从“人找工作”向“工作找人”的转变，让劳动者能够快速、高效地在更广泛的时空中获得工作机会。
 
  高效的匹配机制放大了劳动者个人技能的优势。由于劳动者能够更便捷地匹配数字平台上的用户，因此其劳动技能能够在不同的用工主体和服务对象之间迁移，实现个人技能的最大化利用。这意味着，平台赋予了劳动者更强的工作自主性。
 
  高效的匹配机制拓展了劳动者工作选择的空间。随着劳动者对工作自主性、灵活性要求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希望被单一雇主和雇佣关系所“束缚”。数字经济工作模式下，劳动者拥有更大的工作选择空间，能够根据个人的时间安排自主接单、灵活工作，满足了劳动者对多样化工作形式的需求。
 
  再次，数字经济优化了生产组织形式。
 
  数字经济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融合性的特征，扩大了传统型生产组织的边界，塑造了生产组织新形式。对于企业来说，数字化的组织形式弥补了企业受组织边界束缚导致的资源获取整合能力的不足，提升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响应能力。以制造业为例，数字经济深化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使生产的价值链向服务领域延伸。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的设计、研发、供应链、品牌营销等环节不断向外围拓展，以专业化分工的形式，带动了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扩大了产业链生态中的用工需求。
 
  《光彩》：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方面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
 
  厉基巍：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其中既包括依托数字经济直接产生的就业机会，也包括在相关产业链中由数字经济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
 
  首先，依托数字经济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等机构发布的《2023 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研究报告显示，以微信、抖音、美团、快手等为代表的平台，2021 年为中国净创造就业机会约2.4 亿个，为当年全国约27%的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就业发展研究报告：新形态、新模式、新趋势（2 0 2 1年）》显示，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3.79亿人。
 
  其次，数字经济催生大量新职业。依托数字经济的广泛连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模式实现叠加发展。随着其他业态线上化进程的加快，各类新需求被激发，各种细分领域的工作也在数字平台上快速涌现，并创造大量新职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显示，在新增的158个新职业中，97 个职业被标注为数字职业。比如依托平台对其他业态的赋能，“互联网+”模式衍生了包括数字化运营师、短视频创作者、城市管理网格员等在内的数字职业。
 
  此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机构的估算，依托数字经济的平台在产业链上下游带动的就业机会，达到了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1.48-2.85倍。
 
  二是，数字经济丰富了就业方式。
 
  首先，依托数字经济，工作模式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比如在数字经济模式下，以兼职、众包为代表的工作模式不断涌现，使劳动者能够自主规划工作时间。此外，还催生出大量数字游民，即无固定办公场所，利用网络数字手段完成工作的群体。
 
  其次， 数字经济为劳动者提供了过渡性、阶段性的工作机会。
 
  数字经济能够帮助劳动者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美团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2年，在户籍所在省就业的骑手占比从56.1% 提高到59.2%，在户籍所在市就业的骑手占比从30.8% 提高至33.2%.三是，数字经济提升了就业质量。
 
  首先，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就业场所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水平。首都经贸大学的研究发现，我国全职网约配送骑手的月均收入比农民工高12.5%.平台工作按单计价、多劳多得、工资给付及时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劳动者提升了收入的“可控性”，使劳动者能够获得“可预期”的收入。
 
  其次，数字经济帮助劳动者积累了人力资本。特别是数字新就业场景，不仅帮助就职者掌握职场通用技能，例如良好的沟通与情绪管理能力、主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意识、对周边环境与城市布局的熟悉程度等，还推动求职者掌握更多的先进数字技术手段。
 
  四是，数字经济帮助重点群体能就业、好就业。
 
  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基础设施属性，劳动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信息、客户等资源，因而减弱了人们对传统组织和资源投入方面的依赖。具备一定技能或闲散时间的劳动者，都有机会在平台上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收入。
 
  依托数字经济，大量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的劳动者获得了兜底性就业机会，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就业形态成为帮助重点群体就业的重要途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在数字技术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之下，数字平台的勃兴使得更多的低学历人群可以参与到数字化催生的新兴工作中来。
 
  《光彩》：互联网平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数字平台的发展也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新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发展痛点或者不适应情况？
 
  厉基巍：目前的确还存在一些痛点问题。比如平台上的劳动者在职业成长等方面与当前的制度体系存在不适应性。在职业成长方面，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也主要面向传统雇佣关系下的劳动者。此外，平台上的大量劳动者仍是农民工身份，他们在融入城市、享受市民待遇方面，也存在制度性障碍。
 
  《光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厉基巍：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平台企业已经联合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实践探索。
 
  在劳动者关怀方面，美团等平台企业通过设置大病关怀金等形式，为骑手子女提供大病帮扶和教育支持；同时，美团也在北京、上海、黑龙江等地为以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体检服务，推动各地各行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良好氛围。
 
  在帮助新业态从业者职业发展方面，平台企业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在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认定、技能标准化、学历提升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让依托平台从业的劳动者更有信心。
 
  此外，建议在相关部门出台与平台经济相适应的政策体系，持续鼓励平台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强化其赋能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夯实我国平台经济发展优势的基础上，给予平台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支持平台企业在稳就业、促就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