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没了，工人少了
“去年这个时候有15名工人，今年就剩我们夫妻俩了。”在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的一间民房内，李建（化名）坐在空旷的裘皮加工车间，满脸愁容。 “订单没了，也不需要工人了。”
大营镇是中国裘皮文化发祥地，制裘工艺已有3000年的历史。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李建仍希望看到曾经的繁华场景——2013年，大营裘皮以大营镇为中心，加工企业和摊点1.4万家，辐射到周边5市县500多个村庄，从业人员15万人。2015年，成功申请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该镇的裘皮产品达到4000多个品种，年加工能力约计500万件，年销售额200多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及欧美、东南亚、日本、韩国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李建夫妇在镇上租了一个院子，开始自产自销裘皮服饰。
据李建介绍，成衣加工所使用的真皮材料有水貂、蓝狐、白狐、貉子、獭兔、家兔等，其中用水貂加工出的成衣售价最高，利润也更为可观。“生意好的时候，单件貂皮成衣的利润在500-1000元左右，零售加批发，平均一天可以卖出五六十件。”
裘皮制作分熟皮（生皮制成成品皮）、裘皮制衣两大阶段，共有16个环节56道工序：从浸水、洗涤、软化、晾晒，到整形、板订、配料、裁制、缝制、整修、吊制等，整个过程精细讲究。那几年，附近村子几乎家家都在裘皮产业链上谋生，裘皮小作坊随处可见。依靠裘皮产业，村民们逐渐富了起来。一些做大的个体户将自家平房翻盖成二层洋楼，交通工具也从摩托车换成了小汽车。“早些年，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不多，都在家门口就业。”李建说。
然而，如今的大营镇已失去了往昔的繁华景象。究其原因，有工艺及样式创新的滞后，也有贴牌生产的弊端，而压倒这个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订单突然就没了。”李建说，疫情第一年，网上流传着快递携带病毒的信息，很多顾客不再网购下单。
随着疫情的持续，人们的消费能力及消费意愿也持续走低。祸不单行，李建的线下批发生意也因为疫情严重受阻。“有疫情的时候，人员不能跨区域流动，外地的进货商进不来，我们也出不去”。
西亚商场是大营镇裘皮制品的批发地，疫情前，商场每天都有众多外地的经销商前来进货，如今，商场里已看不见几名顾客。订单骤减导致厂家及商家大量货品的囤积。
一些厂家有上万件的成衣滞销，无奈之下只能低价甩卖。“之前一件派克服卖到400多元，现在降价到200元。”商户王明说，为了资金回流，赔钱也得卖。另有一些厂家，即便是降价甩卖，也难以按时偿还贷款。“因资金流断裂而倒闭的个体户大有人在”。
“从年初到现在，生意一直很惨淡。”个体户孙宁说，她在拼多多的网店几天才能卖出一件衣服。
孙宁的丈夫在镇上一家规模较大的裘皮加工厂做技术工，今年，那家工厂也没了订单。为了生计，丈夫只好到北京等地打零工。“有活的时候一天赚300元，但一个月里有半个月接不到工，除去吃住，也剩不下什么钱。”孙宁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哪天是个头。
最近，李建接到了一个100件成衣的订单，“工期不紧的时候尽量自己做，忙不过来再雇工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在300-400元，做完这单没有下单的李建开始心疼起雇工的成本。
眼看着淘宝和拼多多这类传统电商不香了，王明开始学着其他商户做起了直播。断断续续尝试了两年，王明发现直播的生意远不如她想像的好做。“散户没有流量，别说卖货了，直播了好几场，才涨了两三个粉。”王明说，头部主播往往能拿到更加低廉的进货价格，在价格及流量优势的加持下，头部主播赚的盆满钵满，散户只能白白陪跑。
但最近一段时间，王明发现，之前商场的直播大户也遭遇了滑铁卢。“往年一场直播卖出1500件的商家，现在只能卖出200件。”在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无人能幸免。
人工成本翻了数倍
“外地的工人进不来，本地的工人‘货比三家’。”每到春茶采摘时节，各茶园对采茶工人的需求便大大增加。但受疫情影响，南方一些茶园招工越发困难，不但工人减少了，工人成本也翻了数倍。
李华萍是北京宏力茶庄的老板，近几个月，她和丈夫一直在福建的茶园忙碌。“本地的工人价位比较高，茶园要想招到工人，不但要开高工资，还要提供条件好的食宿，待遇差的小茶园很难招够工人。”据李华萍介绍，头春茶的价位最高，茶青采摘人工费由原来的10-20元/斤涨到了30-60元/斤，档次再高些的茶叶采摘工人的费用增加到往年的5-6倍。
越是高端的茶叶，就越耗费人工。就茉莉花茶来说，从芽苗的培土培肥，剪枝到采茶，毛茶加工，精制加工再到反复熏花，一杯茶的背后，有数道工序的轮转及数位工人的辛劳。由于茉莉花的种植和采摘过程较为艰苦，目前南方很多地区已不再种植，李华萍的丈夫不得不将采摘后的茶叶从福建运送到广西完成熏花工序。“采摘前三天无雨，当日温度达到三十几度的正午时段采摘下来的茉莉花是最好的。”一来一回，运输成本及人工成本无形中又增加了不少。
除了人工成本增加，茶叶的销量也在削减。往常，茶厂当年的生产量会在上一年销量的基础上增加一点，但疫情以来，茶厂的策略更趋向保守。“去年销了多少，今年就生产多少，宁愿断货，也不敢多。”李华萍说，茶叶存在仓库就是一笔钱，疫情之下，个体户的资金链更加脆弱。
“能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了。很多同行车房都赔了进去。”李华萍已经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老板，“请一个工人一天要好几百元，自己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后备箱开启大众创业
疫情下，个体经济浮生百态。今年，低门槛、低成本的后备箱摆摊掀起一阵热潮。
摆摊两星期，提拉米苏从两盘卖到六盘，北京的宝妈小琴尝到了创业的甜头。下午六点，小琴的摊位准时出现在某社区门外，此时，等待购买的顾客已经排起了十几人的队伍。
9.9元一块，有原味、芋泥、抹茶和草莓四种口味，不到10分钟，原味的提拉米苏就售空了一盘。“这个提拉米苏底层不是手指饼干，而是芝士蛋糕，奶香味很足。”说话间，顾客已经迫不及待地站在路边吃了起来。
夜幕降临，车辆逐渐向街道汇聚，车主们开始忙碌起来。挂上装饰灯，摆好装备，打开音响，整条街热闹非凡。在后备箱集市里，食客们喝着柠檬茶，吃着糕点，逛着服饰及饰品，味蕾和观感得到了极大满足。
1.2元/个的打包盒，7.5元/100个的一次性叉子，35元的小黑板，49元的背景布，100元的折叠桌，59元的氛围灯……在大连罗斯福广场，可可仅用了500元的成本便购置了制作椰子奶冻的全部设备。
凌晨3点起床，4点来到中央厨房制作三明治，6点准时出摊，这便是福州大学毕业生李维的日常。“三明治对于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比较高，早起现做味道才好。”新的打印机还用不大习惯，李维手忙脚乱中贴错了不少标签。开店三个月，日营业额已达到5000元。今年就业形势不好，从大四上半学期开始，李维找了近一年的工作，但结果并不理想。“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总要找点事做。”
刚开始，李维抱着“赚一天是一天”
的想法，借来父亲的车，在学校门口摆摊，没想到，三明治异常受欢迎，很多学生怕买不到，还会提前一天预定。如今，表姐也开始帮着李维摆摊，一次无意的尝试，竟成了家人齐参与的“事业”。
后备箱摆摊的流动性较强，地点也较为随机。商场门口或是商业街常常聚集着众多后备箱摊位。此外，小区门前甚至是大型核酸检测点附近，也被称为摆摊的黄金位置。但对于北京等城市来说，后备箱摊主常常要和城管赛跑。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众多后备箱摊主一起分享城管躲避技能。例如摸清城管工作时间、升级快速折叠装备等。“摆摊的黄金时间就三四个小时，很多时候时间都消耗在躲城管的过程中。”最倒霉的时候，小琴一天内换了三个地方，跑了20多公里，当天剩下很多提拉米苏没有卖完，只好送给邻居。
摆摊的营生并不新鲜，只是这些年，在市容市貌的治理下，流动摊位越来越少。在精心装扮的后备箱背后，是摊主们无奈的现实生活。
受疫情影响，许多人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打乱，有因经营困难关店的实体店老板，有互联网行业被裁员的白领，有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应届毕业生，摆摊成为一些人的起点，也成为一些人暂时的避风港。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摆摊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安全感。
“城管可以追着我们跑，但顾客不会。”小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摆脱被城管追赶的状况。“卖了8300元，成本就6000元，谁说摆摊能赚钱？”一个后备箱售卖咖啡的摊主在小红书留言。月入上万元的摊主有，但终归是少数。很多人跟风摆摊，还没搞清楚门道，便失望地收了摊。
虽然后备箱摆摊的前路未知，但仍旧有人前仆后继。为了引流，可可在摊位前做起了直播。“还是要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突破一天二三百元营业额的天花板。”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丰富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发展空间，90后、95后大量涌向以直播、博主、网约车司机、跑腿、家政服务员等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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