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载史册的遵义会议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这一论断，充分证明了我们党10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历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2 0 2 3 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 8 周年。在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我们追思遵义会议召开前后那些感人的故事，缅怀先辈们走过的峥嵘岁月，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雄才大略拯救中国革命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最先提议，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与毛泽东等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以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在征求了在场几位同志的意见后，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会。
 
  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20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过类似的回顾：“在长征以前，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吧，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也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除了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
 
  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以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同时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并由此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周恩来率先垂范 展现共产党人高尚精神

  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拥护毛泽东领导，协助毛泽东工作，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周恩来功不可没。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国民党反动派命令地方势力扰乱破坏、造谣诬蔑，强迫群众把粮食、生活用品搬到深山里，连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红军每到一地，不仅很难弄到吃的，就连人影也很难见到几个。阴险的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割断红军和人民的联系，给红军制造困难，把红军饿死、困死。
 
  一天，中央红军宿营以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些稻谷。
 
  但是没有舂米的石臼。周恩来见此情景，立即召集干部开会决定，每个人都要想方设法搓出够吃三顿的米来。
 
  决定传达后，周恩来让警卫员魏国禄给他找来两片瓦，又领来一些稻谷，亲自动手在瓦片上搓起来，在周恩来的带头作用下，大家搓米的劲头顿时高涨了起来。
 
  在遵义，周恩来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大家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有战士捡到金戒指想据为己有时，他教育战士，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行军途中有战士受伤时，他冒着严寒亲自给战士喂水；当受伤战士行动困难时，他宁可自己冒着刺骨的风雪，戴一顶破斗笠，和战士们一起在泥泞的道路上行军，也要把自己的担架让给需要的战士。
 

  邓小平亲赴故地 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不仅在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就连会议的有限记录也在部队的南征北战中丢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邓小平为确认遵义会议会址，专程到遵义考察后指出，遵义天主堂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
 
  1954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了一个重要档案线索：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工作人员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相当于中共中央秘书长，并非党内最高领导，党内最高领导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专程参观了已经被保护起来的原柏公馆，踏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至此，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才最终确认。1959年10月1日，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5年，会址全面修复工程竣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2021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贵州时强调：“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其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决策。会议确定的“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维护大局”的遵义会议精神，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唯一以“会议”命名的不朽精神，必将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注：本文关于遵义会议精神选自“求是网2021年8月25日《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