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一个坚强的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持续开展各种类型的集中教育，成效显著。2023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无疑是在全党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上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习教育运动。

 
  回顾百年党史，不难发现，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以学习指导实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气质。82年前的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今天，文中指出的问题、提出的理念，对当前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依然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指导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论述“学习”
 
  1938年9月至11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绝不能像教徒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他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对我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毛泽东不曾料想到的。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整顿学风开始，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在报告中回忆了20年来共产党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然后客观指出党内存在的问题：一是“不注重研究现状”“缺乏调查研究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着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二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气氛不浓，只知道研究马列，忘记了自己的祖宗；三是在学习国际革命经验方面，只知学马列，不能应用于实际，违背了马列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了主观主义态度，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肯定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他在报告中强调，“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系统阐释实事求是理论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并指出党在学风上存在的三个方面突出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具体而言，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做实际工作的人，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毛泽东还替这种人形象地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并尖锐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针对主观主义作风贻害无穷，毛泽东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并完整解答了究竟什么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出于《汉书》，原本是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做学问认真踏实，说他具有“修古好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谙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对这个词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同志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943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大礼堂题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4个字，看似简单，却来之不易，它饱含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与经验，也有着血的教训。
 
  党在成立初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选择了“削足适履”的方式，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字句，照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但反动军阀用血淋淋的屠刀告诉共产党人，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开始，毛泽东一直坚持用“实事求是”来指导革命实践。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只从中国文化角度谈问题，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我们的文化，这个“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实事求是的名词表达出来，它就有了鲜活的、广大党员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在艰苦的中国革命征程上，共产党人正是用“实事求是”这把思想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
 

  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获毛泽东点赞

  “实事求是”很快在“三边”（原安边、定边及靖边三县的合称，抗日战争时期为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分区）得到实践。

 
  “三边”有三宝：食盐、皮毛和甘草，运盐卖盐、用盐交换外货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1年5月，边区政府作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60万驮食盐的决定。个别干部心怀疑虑，认为用牲口长途运盐得不偿失，工作进展因此迟滞。
 
  究竟该不该实施运销食盐的决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解运盐情况，以便制定相应政策，毛泽东让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8月13日，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找到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三人，了解他们带队运盐的具体情况。核算后发现：一只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这一结论证明边区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等，都是完全正确的。
 
  高克林根据调查记录形成调查报告，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到这份不足3000字的报告后高度评价：“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和那些党八股。”毛泽东将这篇调查报告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附上按语交《解放日报》发表。从延安时期开始，全党学习风气的大改变，大大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