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脆弱”

  近期，众多媒体开始强调一系列与“脆弱”相关的概念和叙事。此类叙事号召人们拥抱自己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并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概言之，过分追求“效率”和“完美”往往是造成“情绪崩溃”的主因。因此，拥抱自己的“脆弱”不仅意味着承认自身作为人的本真存在，更是一种调节情绪的必要之举。
 
  事实上，对“脆弱性”的忽视几乎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一大常态。
 
  依照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的叙述，长期以来，流行的哲学总是从健康自主的“理性人”视角对人类主体加以描摹。其结果便是，根植于人之生物本性中的脆弱性与依赖性被遗忘。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眼中，“豪迈”是德性的典范，豪迈之人“不喜欢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安慰。他羞于接受好处，因为给予好处是优越的标志，而接受则是低下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据麦金太尔所言，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涉及那些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苦难和依赖性的人们的经验：妇女、奴隶、仆人……”
 
  古典哲学如此，现代哲学亦然。
 
  在现代哲学中，“人类理性”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抬升，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世间万物均需在理性的主导下接受“管理”和“控制”。对于强调秩序和规律的理性而言，“脆弱”意味着缺乏对秩序的有效管理，因而是一种需要消除的状态。而在强调标准化生产和高效劳动的现代文明当中，“不完美”则更是一种需要警惕和清除的缺陷。如此一来，原属于人类之本质属性的脆弱性就成了有待被“消灭”
 
  的对象，而非是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并与之共舞的“本真存在样态”。
 
  过去，虽然思想家极少意识到“脆弱性”的重要，但存在一些自发的社会机制对此种样态加以承认。
 
  其中很重要的一者即是宗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清教精神鼓励人们高效优质地完成自己的“天职”工作，因而是一种进取的伦理。虽然这种伦理看似没有为“脆弱性”留下位置，但如果人们在完成“天职”的过程中遭遇不完美，来自宗教的“神恩”和“救赎”会为这些不完美提供“解救”。
 
  另一重要的社会机制是包含“ 家庭” 在内的社会关系。在家庭中，家庭成员互相“承认”——而“承认”就意味着家人之间不仅存在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合作，还存在感情上的深层认同，以及愿意将自己深层的脆弱和盘托出的坦然。同时，相当一部分思想家也强调“友谊”和“共同体精神”。在这样的社会联系中，人们不仅仅被驱使着按照“效率至上”的模式工作，还能得到情感支撑。
 
  然而，在当下的“物化社会”中，“物”
 
  的关系更多地取代真正的人际交往，成为人际间的纽带。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其他社会关系，其所能发挥的作用都日渐减小。这也导致当下人们无法与“脆弱性”共处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因此，若想真正解决“情绪危机”并改善对“脆弱性”的长期忽视，需要在社会机制领域做更深远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