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代对于婚恋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几乎每个人都渴求亲密关系，并操练着自己的“爱情技艺”：小红书上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相亲攻略”，形形色色的“恋爱指南”大行其道；但另一方面，“恐婚恐育”的声音也甚嚣尘上，人们忧虑婚恋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权衡着随之而来的责任与负担。
在一个“爱情横行”的年代，却鲜少有人追问，究竟什么是爱情，以及人们为何需要它。在《爱的艺术》中，埃里希·弗洛姆认为，爱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艺”。在古典哲学中，“技艺”是人之创造力和生命力流溢而出的表现，而在弗洛姆看来，“爱”的本质也在于此。他将“爱”视为一门关于“给”的技艺——“给”表现了我的生命力。“给”并不是为了得，但是通过“给”，不可避免地会在对方身上唤起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作为一门“技艺”，爱情同样需要操练和学习。一方面，追求爱情的人需要令自己完整和独立，唯其如此，他才会具有“爱”
和“给”所需要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学习如何恰当地以自身之爱唤起他人的爱，并时刻准备对他人的爱予以回应。
但自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以来，“技艺”日益变成了一种操纵性的手段：人们之所以需要技艺，是为了操纵“不可控”的因素，并力图减小可能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合理性与可计算性日渐成为“技艺”的宗旨。
不难发现，这样的技艺观同样对当下的爱情观产生了影响。在社交平台，人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恋爱攻略”；通过咨询“恋爱导师”
获得各式各样的“恋爱指导”……然而，此处的“技艺”不再是关于自身的独立与完整，也很少探讨如何以自身之爱唤起他人之爱。人们在意的是如何将自己打扮成一件引人注目的“商品”，并以此来“操纵”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也有人关心如何消除在爱情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从而避免被他人“操纵”，减小可能的不确定性。
以此观之，便不难理解新世代面对“爱情”的矛盾态度：之所以渴望爱情，是因为在现代性的境况下，原子化的个人处在令人难以忍受的“孤寂”之中。但人们又同时担忧爱情，因为爱情本身便伴随着形形色色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总而言之，一种以操纵为特征，以减小风险为宗旨的技术观支配了人们的爱情实践。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对自己面对“爱情”的态度感到不满，那么修正我们关于“技艺”的观点或许可以带来行之有效的改变——不再秉持操纵的技艺观，而是将技艺视为一种“自我机制”——一种基于自身之独立完整的创造力流溢。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践行弗洛姆所说的理想之爱——“如果我爱一个人，那么我也爱其他的人，我就会爱世界、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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