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同时，也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40年里，扶贫标准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扶贫政策也不断变化：从最初的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消费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模式，更是确保了最后7000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扶贫先扶智”，精准扶贫离不开科技支撑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经济基础极端薄弱，生产能力低下，加上贸易被封锁，扶贫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工作才大规模开展起来。回顾历史，中国的扶贫工作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的扶贫特征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息息相关。
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年—1985年）
这一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制度的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同时，中央开始推动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补助金政策。到1985年底，按国内贫困标准，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
但是，在分而不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呈条块分割、插花式分布状态，很难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经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生产。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一方面难以预料市场供求和市场价格变化，一方面无力承担市场带来的风险，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
如何让农村在工商业发展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谋求一席之地？在国家经济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从输血式扶贫转化为造血式扶贫？发展集体经济，壮大乡镇集体企业是建立农村造血功能的有效方式。
扶贫组织体系的系统建立和有计划地大规模扶贫（1986年-1993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改善工业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精准扶贫带动以生态采摘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乡镇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壮大，也为之后国家大规模扶贫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开展也造成了地区、个体间在收入、能力、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扶助一些发展缓慢的地区和部分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成为当务之急。
1986年6月，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的专项扶贫的开始。同年，扶贫工作被列入“七五”计划。这一年，“贫困县”的概念开始出现。国家划分了18个集中连片困难地区，依据农民人均收入，制定了国家贫困县标准，划定了331个国家贫困县。到1992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
八七扶贫攻坚（1993年—2000年）
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1994年4月15日，国家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指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开展建档立卡，选派驻村干部是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之一
同年，中央决定将县设为脱贫工作的基本单位，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不仅设立了1992年人均纯收入400元的入选标准，还设立了700元的强制退出标准。7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按照当时的贫困标准，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5%.但是作为农村经济甚至国民经济重要支撑的乡镇集体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却逐渐衰退。“九五”后期，全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由上个五年计划的136.1万家降到80.2万家，且涉及改制的乡镇集体企业占到了90%.究其原因，乡镇集体企业最开始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产品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的前提下，而国有企业更偏向于发展重工业，这就给了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的先机。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品市场不断开放，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加上乡镇企业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面临市场变化时无法采取快速有效的应对措施，市场竞争力下降。
此外，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起点低，能源、原材料消耗高，管理缺失，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严峻。癌症村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群体疾病现象。癌症村的村民大多是饮用了上游企业排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以及环境、土壤等受污染，导致人体内部机制严重受损。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是河南的大粮仓之一，夏秋过去，到处是废弃的秸秆。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些秸秆派上了用场：造纸。据此前南方周末报道，卫河上游的新乡市，一段时间里畸形发展起来的造纸企业达到142家，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丰厚的利润使小造纸产业迅速成为卫河流域“乡镇企业的支柱”。土法上马的造纸厂成本低廉，加上监管不足，这些造纸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卫河。多年后，卫河的河水变黑发臭，漂浮着颗粒物，河流两侧原本干净的黄土变成黑色。位于卫河下游的浚县北老观嘴村从1998年开始的4年多时间里，已有79人死于癌症。溯流而上，仅在浚县境内，就有69个村庄正面临与该村同样的命运。经过调查，癌症村的出现与环境的污染密切相关。
1985年—1995年十年间，我国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鉴于这些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各地政府在1995年—1997年间，关闭了一批高污染乡镇企业。
整村推进式扶贫（2001年—2010年）
2001年，国家制定了新世纪第一个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扶贫政策在保留和适当调整重点县的同时，把目标瞄准村级，重点实施“整村推进”。整村推进的主要特征为，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整合领导力量、工作力量、扶贫资金等单位内扶贫资源，进行扶贫综合开发。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此阶段逐步在农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部分农村贫困人口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初步形成了低保维持生存、扶贫促进发展的工作格局。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量乡镇企业的关停导致乡镇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农村脱贫内生动力不足，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成为必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便创造了许多具有明显增产增收效益的生态农业模式，如稻田养鱼等间作的主体农业模式，农林牧结合、粮桑渔结合等复合生态系统模式。进入21世纪后，绿色健康食品和生态农业逐渐受到社会关注，生态农业的理念与实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大量土地空闲出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生态农业合作社作为社会发展和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发展势头良好。农村地区的留守人员是从事生态农业的主力军，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将来将有望吸引青年返乡，进一步振兴农村经济。
精准扶贫（2011年—2020年）
2011年4月，国家审议通过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下简称《纲要》），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我国扶贫开发整体上已经从解决温饱进入“两不愁三保障”（即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划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使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
“精准扶贫”的理念是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提出的，即在全国范围内，把每一个贫困户都找出来，建档立卡，一户一策。党的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
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从此全国开启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
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各地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未摘帽贫困县，对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县和行政村集中发力，组织精锐力量强力帮扶、挂牌督战，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脱贫摘帽；对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的群众，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对生态环境脆弱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群众，增加护林员等公益岗位；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
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实现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需要提升农村内生动力，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核心发展观的引领下，乡村振兴要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求，构建有机农业、品牌农业等绿色农业产业体系；要适应农业多功能的需求和三产融合趋势，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要适应大数据、互联网、高新技术、生物技术集成化发展的需要，培育社群网络零售、共享农业等新型消费与服务产业体系。
中国扶贫成功经验说明，运用市场机制扶贫是“授人以渔”的科学扶贫模式。
此外，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巩固脱贫成果要求我们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过渡期内严格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将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及时纳入帮扶，为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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