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一场由看客“生成”的残酷戏剧

  面对《八佰》，人们很纠结。

  作为一场关于战争的电影，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场面的处理、节奏的把握、技术的运用都达到了战争电影的高水准。然而，作为一部有关特定历史的讲述者，一方面，它让观众失去了影片本应树立起的崇高感；另一方面，作为对战争过程与结局的“再现”显得太过虚假。以至于它不得不遭受来自各种立场、观点和态度的历史学家与普通观众的灵魂拷问。

  这种纠结的存在，在我看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面对一部电影，观众常常忘记，它是一部电影——这意味着它的功能不是记录与再现，而是“生成”。生成意味着一种创造，一种对既有存在的突破。

  当然，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众多初代观影者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观众自身拒绝进化，更源于被资本绑架的电影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身艺术特质原初的生成性潜能。类型化的无限复制已经将“再现”观影者的喜好视为电影成功与否的度量衡。电影，正在以不断升级观影者感官刺激为己任，而逐渐弱化了内容与形式上生成性创造的可能性。以至于今天的电影逐渐沦为景观消费的对象。

  这也构成了《八佰》的困境。它纠结于以超强景观方式再现历史真实与生成残酷戏剧之间。

  一方面，技术上全片采用了先进的IMAX摄影机拍摄，用一年的时间精心布置出一个极为真实的战争布景，满足了观众感官刺激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努力通过这一特殊场景生成关于战争、民族、人生价值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的新的诠释方式。但现实观影过程中，宏大的景观化叙事似乎淹没了影片本有的创造性。

  因此，在我眼中，《八佰》与历史并没有真实的关系，我从不在意它所描述的那段历史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八佰》是一架能够生成现代战争独特戏剧的生产机器，这一戏剧带有着阿托尔残酷戏剧的味道，因为它时刻都在看与被看的互动中不断溢出自身原初的剧本，溢出战争的本质规定。《八佰》用这架机器所生产的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个无法被任何固定的观念规定的战争价值，在这里，民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宏大的与渺小的、普遍的与个体的界限都被消融了，所有固有的“内容”都在它繁复而张扬的“辞藻”中被遮蔽了。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或许我们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这个评价来反观《八佰》的意义：从前的战争影片是内容胜于辞藻，而今天的《八佰》是辞藻胜于内容。在我看来，电影作为一种生成价值的艺术形式，或许从来都需要这种辞藻对于内容的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