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文学界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村上春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中国的普通读者中，乃至文化圈中都略显“籍籍无名”。然而，这样一位在中国并不出名的作家，却在奖项揭示前的赔率榜上占据高位，久负盛名的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更是出齐了她的全集（能在生前享受到这一待遇的作家屈指可数）。由此不难发现，在中外文学作品评鉴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视差”。
埃尔诺身上最著名的标签或许是“阶级叛徒”——这一标签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出身底层，却经过“社会流动”的过程实现了阶级跃升的群体。而埃尔诺的作品也正是以“阶级叛逃”的话题为核心。按照她的叙述，作为“阶级叛徒”的自己虽然完成了跃升，却又同时感到一种身份上的模糊和困扰。一方面，处在“更高阶层”的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视角和习惯，因而“看不起”仍然身处底层的群体（这类群体以其父母为代表）；但同时，她又保持着一种对于“底层”的归属感和藕断丝连的认同，并因此而同时“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底层的态度。正是这样的“跨阶级”的经历让她意识到，所谓的社会流动和阶级跃升实则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她在自己的写作中试图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揭示出他们无论能否乘着社会流动的东风扶摇直上，最终都会备感尴尬和伤害，进而实现“为我所属的种族复仇”这一目的。
正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为埃尔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有媒体写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妮·埃尔诺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这些读者纷纷表示，他们在埃尔诺的书中识别出了自己，也很高兴有人可以说出自己无法讲清的愤怒和屈辱，和埃尔诺同样成功的‘小镇做题家’痛苦于无法回乡，而没能逃离小镇的读者则表示他们在埃尔诺的文字中重温了过去的梦想。”
事实上，诺贝尔奖对“阶级议题”的肯定绝非偶然。
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创造的飞速发展神话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阶级固化和矛盾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阶级”的意识和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并形成国内读者与国外评审者之间的“视差”。
众所周知，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内文学作品曾长期关注阶级议题，并产生了大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闻名的佳作，但近些年来，国内文学的普遍风尚是进行大量的“风格实验”。例如，在国内作家中，女作家残雪获得诺奖的呼声一度甚高，而残雪的写作与一度风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十分相似。因此，当人们追问为何中国作家在诺奖上鲜有斩获时，不妨想想，这或许并非缘于写作质量的差异，而源于国内外关注点的“错位”。
我们无需因“视差”的存在而否认诺奖的“公正”并冠以其“西方中心主义”之名，因为不可能有任何文学评审做到超脱了任何立场的“客观”；更无需对中国作家的“风格实验”感到不满，因为这种尝试恰恰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我们同样可以期待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是否能有更多高质量的作品来观照阶级现实？毕竟，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因阶级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集体记忆如此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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