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青年的社交逻辑中,“距离感”是他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最重要的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为朴素的表达就是“我不给别人添麻烦,也请他人不要随便麻烦我”。相较于“亲如一人”“不分你我”的社交状态,这样的准则无疑突出了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对自我空间的重视与维护。当代青年为何乐于接受“距离感”作为自己的社交“金律”,在“距离感”原则的支配下,他们又是否变得冷漠而拒人千里之外了呢?
事实上, “ 距离感” 所表征的独立意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大脱嵌”——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自其出生起就被“嵌入”到特定的社群。对社群成员而言,他们彼此之间“水乳交融”,“麻烦”与“被麻烦”都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际交往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对特定社群的认同和忠诚被削弱,社会流动使个体置身陌生人之中,经济交换取代了直接的人格交往……在我意识“觉醒”下,人们越发看重“私人”的领地和空间。由此,“距离感”的崛起也可判定为“大脱嵌”的直接后果,是前现代向现代演进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产物。
然而,如若对“距离感”的内涵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不但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对现代化消极后果的抗拒。当年轻人强调距离感时,他们反对的往往是他人对自己“工具性”的利用——他们最常举出的例子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开口闭口找自己借钱,初识不久的“半个陌生人”对自己提出不情之请……“距离感”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对他人的“过分”予以坚定拒绝。事实上,距离感反对的,这种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社交方式,恰恰也是现代性的结果。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把他人当做自己的“手段”,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具有支配作用,人们少有对价值的追问,更多的是用工具化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物。
现代化的弊病在于,人们在将自己视为“主体”,并充分肯定自身自我意识的同时,往往将他人降格到了“客体”和“手段”的地位,这样的社交关系被霍耐特称为“承认之遗忘”——忽视了对他人主体地位的同等承认,也忽视了建立更平等的主体间关系的可能。而“距离感”恰恰蕴含着承认他人为主体的意涵,也带有尊重的潜在可能。
当然,“距离感”作为社交原则的潜在风险也值得注意。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个人意识的觉醒极易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忽视,不再能与他人的苦难产生共情。因此,纵使“距离感”已然成为当代青年的社交“金律”,健康的人际关系仍需要其他伦理原则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