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种名为“精神离职”的工作态度在广大打工人中流行开来。依照一些自媒体的阐述，所谓“精神离职”指的是：“肉体还在公司上班，精神早已是离职状态。做事就像在交接工作，每一天都是last day（最后一天）。”“不是我的工作绝不做，老板骂我绝不听，分清工作和生活，下班谁也别来烦我。”
很多人把“精神离职”看作打工人最后的避难所。正因为这种离职仅出现在精神层面，因而这种离职自由似乎是无可剥夺的。但同时，也有评论将其称为“阿Q精神”。毕竟，这种“精神离职”除了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对于改善工作状况实际并无帮助。
在本文看来，“精神离职”更像是面对不满意工作的一种妥协和投降。显然，当人们谈论“精神离职”时，他们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精神状态”和“肉身处境”是可以截然分离的，只要人们愿意区分二者，那么就始终能享有“事不关己”的权利。简言之，只要我想，一切都可以不入脑、不入心。
然而，这种姿态的弊端也恰在于此。一方面，无论从文化批判、还是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肉身处境”都会对“精神状态”造成必然的影响：压抑的工作环境，繁多且缺乏意义感的工作，必定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这种消极姿态几乎无助于改变工作制度和工作伦理对人的“物化”和“异化”。在很多时候，想要将工作与生活完全割裂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实中，老板们布置的任务会循着网线一路“追踪”到家。如要改善这样的状况，那么积极的“抗争”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抗争策略和抗争举动显然超出了“精神离职”的范畴。
另一方面，在采取“精神离职”策略时，人们放弃了一些生而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反思性，还是关涉他人的情感，都是生而为人不可或缺的品质。许多美德也植根于这些特质。
然而，当人们拒绝思考（哪怕拒绝思考的是老板的谴责），拒绝共情（尤其是与同事、伙伴的感情）时，这些特质都被放弃。处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更不可能去思考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简言之，“精神离职”绝非打工人“职场困境”的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离职”甚至会加剧这种困境。因而，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当代“阿Q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