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后疫情时代放映的影片都在释放一种被压抑后爆发的欲望——《八佰》建构的票房神话预示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全面复苏，但紧随这个热闹开场之后的《花木兰》与《信条》却还是让已经沸腾了的电影人重新恢复了清醒。两者作为新片上映，单日票房却仍无法超越《八佰》。如果说诺兰的《信条》输在故弄玄虚的故事架构耗尽了观众的耐心，那么对于《花木兰》而言，却是输在“水土不服”。
《花木兰》的这种“水土不服”带有一种诡异的黑色幽默。一个本土化的故事经过迪士尼的加工后显现出浓郁的美国色彩：角色对白中美式汉语的表达方式，感情极为外露和奔放的父女关系、君臣关系，让中国观众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为影片带来一片指责。
指责主要缘于中国观众将这类中国故事的改编视为中国文化的外向输出，因此对输出成果也呈现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希望看到一个被世界化了的民族文化的绚丽绽放；另一方面，又期待被世界化的文化形体保留原有的民族底色。
这一微妙的平衡是难以达到的，而《花木兰》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未能成功地实现这种平衡，它从根本上并未承担起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基本任务。回顾迪士尼动漫电影的制作历史，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电影故事讲述的都是世界各地流传很久的经典故事，从德国格林经典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到阿拉伯经典故事《阿拉丁》，它们在走上迪士尼的大银幕时都经历了“迪士尼化”的过程，都失去了本土文化的基本特质，呈现出程式化的表达方式：英雄与美人的相互拯救，个人主义化的英雄故事，配上几个可爱的萌宠相伴。
对于异国文化，迪士尼通常会借助一些符号化的元素来阐释。比如，在《花木兰》中，福建的土楼、唐人装束以及凝练中国伦理价值的“真、勇、忠”等，不过是彰显中国元素的普适性符号，被毫无年代感也无地域区分地融合在一起，辅助讲述一个被迪士尼动漫电影讲述过无数次的故事。
因此，我们实在无需纠结这部《花木兰》究竟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它只是迪士尼的。它将这个故事以迪士尼的模式重新演绎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