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到来，不仅没有让它的创造者——原本有资格申请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贺建奎副教授名利双收，反而让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面临巨大危机。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可能未曾料到这一危机竟然不来自于科学本身，而来自于所谓的技术伦理。
在科学技术的推波助澜之下，人类似乎要做自己的上帝，这样做似乎彰显了人类自身力量的强大，强大得可以改变自己固有的生理属性，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抛入更大的偶然性之中，因为在这一基因编辑当中，贺建奎的团队孤立地看待那个左右艾滋病的基因，并对其进行修改，但未将这个基因放入到整个DNA链条当中来看——这一编辑究竟会给这个生命带来其他什么后果？
这反映了贺建奎及其团队的悖论性：一方面认为自己掌握了生命的秘密，另一方面对可能导致的复杂后果却处于全然无知的状态。
贺建奎及其团队的无知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无视技术伦理的规范。对于基因编程，中国官方机构及媒体近乎将其视为违法行为，其违反的是被称之为技术伦理的规范，这一规范在西方科学研究界极为重要，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申请报告当中都必须首先加以论证的环节，在当代中国的科学研究界也并不例外。
那么究竟什么是技术伦理呢？它本质上是对技术盲目发展的一种限制，是人对自身独特属性的一种捍卫。基因编辑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如不加防范，注定将一发不可收拾。换言之，今天我们或许仅仅是编辑了一个所谓与艾滋病无缘的孩子，明天是否就可以制造出一个没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人造怪物？对科学技术采取必要的限制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构成了技术伦理的全部内容。
中世纪的神学家面临着这样的悖论性的命题：上帝能否制造出一个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如果没有技术伦理，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自己也举不起来石头会不会砸死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