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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之间
1996年，当北京收藏家马未都申请建立自己的博物馆时，还很少有人将“私人”与“博物馆”联系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说：“这是公家的事儿，不该由你个人来做呀！”实际上早在1992年马就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申请。尽管如此，当年10月，马未都还是办好了手续。1997年1月18日，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择吉开张。
8年后的今天，中国私人博物馆已然遍地开花，而且各地不断有新馆开建：广东省内经文化部门批准成立的私人博物馆已有十几家，而未经批准和登记的还有数十家；山西，平遥古城，号称“明清街”的数百米长的街边就汇集了二三十家反映明清时期商贾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私人博物馆；2003年10月，宁波商人徐其明曾因出手阔绰在香港艺术品拍卖市场引人瞩目，事后他表示，这些高价买来的藏品是为了在家乡建造一座明朝风格的私人博物馆……
“私人投资兴建博物馆主要出于下面四种情况的一种或几种考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宋向光对记者说，“其一，出于公益考虑，想把自己多年的收藏与广大公众共享；其二，出于经济考虑，想要形成以收藏养收藏的良性循环；其三，企业办馆，对外树立形象；其四，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出土文物的交易还有一些限制性规定，而办博物馆可以使这类收藏合法化，这是一种隐性的原因。”
然而，火热的建馆局面下是另一番冰冷景象：几乎每一家私人博物馆从一开业就举步维艰。
北京的“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的场地虽是自家祖传的宅院，馆主李松堂每年仍然必须斥资8万元来“养”这座博物馆。2003年8月14日，松堂斋为了扭转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形势，张贴告示实行“门票自定”——参观者先观看，后付钱，而且根据自己感受付钱。人们对这种方式深感好奇，但松堂斋并未因此有何起色。
成都建筑商、泥瓦匠出身的罗树生为了让自己的收藏被更多的人看到和了解，建立了“蜀生文物陈列馆”。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为此很是兴奋地报道了一阵子，成都市、新津县有关部门也把它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定点单位”，但这些都无法扭转博物馆的运转困境。虽然事先与罗树生取得了联络，4月中旬当我们如约来到陈列馆门前时，却被拒之门外，罗本人则不在馆中。几经交涉，罗树生终于在电话中让“把门的丫头”——他依托博物馆开设的茶坊的女服务员打开了久未开启的展室的灯。当要求打开房门紧锁的标有“古代书画室”字样的房间时，“都卖了，没有展品，”服务员告知我们。
2004年3月28日，性文化博物馆馆长刘达临离开了苦撑五年的上海市静安区武定路巷口，将博物馆迁至80公里外的江南古镇同里。这已经是这位花甲老人的第二次退让——2001年，性文化博物馆迁离热闹的南京路，来到安静的武定路；3年后的这一次，则是走向整个城市的边缘。
建馆之时风光无限，经营中举步维艰，“以馆养馆”根本不可能，宋向光也注意到了私人博物馆的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对个人来说，一年要拿出几十万来补贴博物馆的运转，是个很重的负担。中国私立博物馆的出现其实在理论上、实力上都还没有准备成熟。”
无法可依
对于宋教授的说法，马未都深有体会，尽管他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并没有面临生存困境。“环境不成熟！首先是无法可依。”谈到当前私人博物馆普遍的问题，马未都这样对记者说。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博物馆法。2002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我国关于文物最重要的法律，起着总纲作用。此外，2001年颁布的《北京市博物馆管理条例》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博物馆条例，它在《文物法》的基础上，对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做了更细致的法律补充，对首都博物馆整体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是，面对博物馆事业的兴起，这些法规显得有些跟不上。
在建馆这一环节上就暴露出很多问题。拿建馆规模来说，目前没有限制和要求，于是，各地兴建的私立博物馆良莠不齐。经营面积、雇佣人员等直接关系到博物馆自身品质的硬件问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任何重视。一些私人博物馆就是将自家的院落或住房改成的，更有极端的例子——马未都告诉我们，他曾经见过有人在自家阳台上摆几件藏品就叫“博物馆”。
对于博物馆的藏品，也没有硬性的规定与严格的把关。博物馆展品的真伪之辩照例也是常见的，但是出于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展品还是需要专家鉴定。一件赝品往往会降低整个博物馆的品质。
 没有博物馆法，私人博物馆无法与国立博物馆平起平坐。马未都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1996年他申请建立第一家博物馆时，在编制办办的手续，而从2000年开始，私立博物馆的手续都要到民政部门办理，而公立博物馆的手续还是在编制办办理。“他们说‘在哪儿办不都一样嘛！’可我说不一样，这分明就是歧视。而这种歧视会制约私人博物馆的发展。”马拿出观复博物馆的有关登记文件给记者看，正本上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副本上却写着“民营非企业单位”。马未都说：“可能管理部门自己都没有搞清楚。非企业，这种称谓的意义是什么？就为了告诉我我不是什么吗？可我们私立博物馆又是什么呢？”提及这些，马未都不无激动。
这一连串的问号只能等待。如果只是为了合理的“名份”和平等的地位，等待不会耽误什么。但发展的时机也会在等待中错过，这才是让人不能容忍的。“公立博物馆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一些优惠条件：资金方面、税收方面、土地使用方面，以及一些公共资产使用方面，等等。私立博物馆既然已经经过政府主办部门的登记，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是否能利用政府给予公共机构的这些优惠条件？这不光是管理方面，也是市场方面的问题。”宋向光说。
事实上，目前私立博物馆不仅没有享受公立博物馆相同的优惠待遇，而且还要承担一些本不该有的负担——接受捐赠要交税、从国外买回流失的文物也要交税，“层层税卡，比例挺大。”马未都说，他因此把在境外拍卖来的不少东西存在境外。
没有相应的法规，私立博物馆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难题。收藏家的认定无规范标准；侵犯收藏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藏品被认为是国家文物而强行低价收购，甚至没收，有的研究性收藏品、书籍、画刊或资料，被认为具有不良倾向被收缴。如此种种，很难想像，如果连展品都无法保证，博物馆还怎么运作。
私人博物馆的管理同样没有任何成法可依。作为“非企业”，显然不能按照企业的一套办法来做。找不到合适的经营方法，也是许多私人博物馆困境的根源。马未都正在探索一条新路。“个人来办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博物馆，要承担的风险很大，所以我在摸索，看能不能几个人共同分担。”他正试图将自己的博物馆改制，向理事会方向靠拢，几个理事共同拥有和管理博物馆。“但是不能分红，博物馆赚的钱只能用于博物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几个理事可以相互监督，而且其中一个，比如我，如果出了什么事，博物馆也不会因此关门。”马未都说，“我想之后要为博物馆立法的话，我们的做法将会提供一些有用的设想。”
千秋事业
私人博物馆不是私人的事，它关乎一个国家的精神层面，是传承文化的驿站，活着的历史，和民族根基的所在。马未都说，他的博物馆不会给子孙，“我们有一个20年的计划，最终目的是将它完整有效地留给社会”。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博物馆会“变成力量，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状。”
私人博物馆的公益性得到了多方肯定。在服务公众这一点上，私立博物馆和公立博物馆没有区别。而且，很多收藏家开私人博物馆的初衷都是因为公益心驱使。
为自己的博物馆搭进百万家财的罗树生并不打算罢手，他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爱好，不打牌，不喝酒，烟也抽得少。多年来的积蓄都投进文物收集里。当我见到那些不知道辗转了多少次的文物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把它们买下来，如果我不买，这些文物可能到处流落，甚至被损坏，还有可能流失到国外。我们都知道，文物是不能再生的，它们的损失和损坏，是很难弥补的。有一次去了一个农家，我看到他们当作柴烧的竟然是清代的木制雕花窗。看到这样的情景，真是让人又气又难过。因为对文物知识的缺乏，不知道损坏了多少文物呀。”
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崔永平皮影艺术博物馆”同样在建馆之初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这没有打消偏瘫在床的崔永平坚持的信念。他说，多年前到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讲学、演出，外国人对皮影艺术非常爱好和重视。当时外国就有皮影艺术博物馆，而且私人博物馆很多，规模也比较大。“皮影的祖先在中国，”崔永平说，“我感到很难受！”由此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建一个私人的皮影艺术博物馆。
正因为这种公益性，博物馆自身收入的来源——门票，注定不可能维持运转。宋向光介绍说：“发达国家一些相当大的博物馆，门票收入能维持60％左右的开销，而一般来讲这个比例是10％。”马未都也劝告想开办自己博物馆的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济准备，你得考虑到最坏，有没有经济支撑力。从整个社会财富看，与西方比，我们的私人博物馆兴起其实是超前的行为，所以会感到吃力。”
但是，如果没有盈利能力，不能自立，还谈什么发展呢？如果必须盈利，利从何来？
经营成功的私立博物馆提供了一些思路。
“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由私营企业开办的私人博物馆。2002年底就已经有四家博物馆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和厦门开张。公司董事陈林林说：“我们是做企业，不完全是做公益事业，所以我们用博物馆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反过来也为企业做了包装，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方式。”
当然，作为一家专门展览古钱币的博物馆，金泉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着“藏宝无数”的三秦大地，而且，钱币制伪的成本极高——做一枚假钱比收一枚真钱的成本还高，也就不担心赝品的出现，节约了收藏成本。
一些新兴的旅游地区看好私人博物馆，博物馆可以增加一地的文化含量，可以成为资源，所以旅游区愿意用其他盈利性的项目来养活私人博物馆。最典型的是吸引了性文化博物馆的同里：博物馆的门票将不计入游览通票里，而是单独售票，收入与同里镇五五分成。同里镇每月还将给博物馆一定数目的经济补贴。同里还欢迎更多的私人博物馆，只要博物馆展品符合同里的整体风貌。
马未都正忙着为他的新馆开张作准备，这次准备开在北京大山子现代艺术中心。他已经在杭州和厦门设立了分馆。他无疑是经营私人博物馆的成功者。马未都在他的博物馆附近开了茶馆和饭馆，但他说，养活博物馆，主要不是靠这个。马未都公司的主业是为有实力的收藏家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判别真假，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他从中提取一部分维持博物馆的运转。此外，如果“理事会”制度成功推行，个人承担的运营成本就更低了。
还有许多博物馆的运营方式还没有在中国实践。比如“借壳上市”——这句用在股票市场的话已经被许多西方博物馆采用。就是说博物馆只是一个“壳”，藏品不是固定在某处的，当然，归属权还是固定的，但博物馆之间可以租借展品。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就曾将一部分文物租给日本的一家博物馆展出10年，收取租金。
谈到私人博物馆的属性和去向，应该看到，当我们还在对私立博物馆的建立进行关注时，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地区却已经在开始探索是否能将“公办民营”作为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了。因为他们发现，民营代替公办可以节约运营成本，更好地回馈社会。事实上，许多今天世界知名的大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最早都是在私人捐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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