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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化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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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8期《光彩》杂志
本刊记者 杨生恒
樊建川拥有无穷无尽的想像和设想，我们祝他的蓝图早日成为现实
垄断性收藏
樊建川的职业是房地产商人。不过这位成都的房地产老板不像其他房地产大亨那样热衷于“引领时尚”，相反，他喜欢“引领历史”。他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但他的名声更多地是靠他的收藏打出来的。
今年47岁的樊建川经历颇为丰富。他插过队，当过兵，上过大学，教过书，从过政，官至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但最终他选择下海经商，为的是能大规模地搞他的收藏。他把经营房地产赚来的钱大量投入收藏，每年花费多达500多万元。
樊建川主要收藏“抗战”文物和“文革”文物。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他自己也曾有11年的兵龄，这使得他对“抗战”遗留物有一种特殊的偏好：钢盔、刺刀、望远镜、急救包、军用地图、防毒面具……凡是“抗战”时期留下来的东西，他都一一收藏起来。樊建川同时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他曾亲眼目睹父亲被抓进批斗大会戴高帽子、跪瓦片、游街示众，他觉得这段历史不容忘怀，“文革”一结束，他便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文革”：他从一堆堆照片、画卷或书籍中搜索整理出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并随时在那些东西里塞进去一张张写满考证和思索的字条，然后把它们保存起来。
对于“文革”文物，樊建川说他采取的是垄断性收藏，只要是有价值的“文革”文物，他一定不会放过。他派人到全国各地搜罗“文革”文物，用大车小车装运，甚至用火车皮拉回成都。
“我现在有‘抗战’文物1万多件，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4件。‘文革’文物就更多了——10万枚、4万多个品种的毛主席像章，10万件、1万多个品种的票证，2万多张宣传画，8000多件瓷器，几千面玻璃镜子，几千座钟表和大量收音机、留声机、幻灯机，这些都是‘文革’时期的生活日用品，总数已超过30万件，而且还不断有人在给我送来。”樊建川说。
除了“抗战”文物和“文革”文物，樊建川也收藏其他文物。他说他的收藏现在有四大系列：“文革”文物、“抗战”文物、公馆家具和笔筒。樊建川的家具收藏也是大规模的，一共10大卡车，全部是一流的公馆家具。“不能说是全国第一，但都非常有特色，人文价值和工艺价值都相当高。”
颠覆性想像
樊建川的藏品越来越多，他在收藏圈内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他曾先后在成都、香港、北京搞过三次展览，在收藏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不过那几次展览展示的仅仅是几百件珍藏，绝大多数藏品都堆积在建川的仓库里。于是他想到建一个博物馆，让更多的藏品能公诸于世。
2003年，樊建川在大邑县安仁镇购买了500亩土地，打算以2亿元的总投资在这个小镇上打造“中国第一个博物馆聚落”——一个包括9个“文革”艺术品博物馆、8个“抗战”博物馆、3个民俗博物馆的博物馆群。
安仁是个古镇，那里有保存完好的刘文彩地主庄园、收租院，有七八个老公馆组成的公馆群，樊建川认为那里有望成为一个有别于周庄、同里、丽江的特色文化名镇。
樊建川要成就一件“颠覆性的惊世之作”。他说他要以现代最新、最高的规划设计水准，搞一个最富创意的博物馆群。
他说：“我看过国内大多数博物馆，也看过国外几十个博物馆，相比之下，国内博物馆大都老、冷、单调、趋同、大型化，动辄一万平方米以上，不贴近生活，不好看，看不好。我要建的都是1500平方米的标准馆，参观起来可快可慢，既可以十几分钟浏览完，也可以花上半小时细细品味。博物馆应该是吸引人的一个活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冰冷的说教场所。我的博物馆要让现代人喜欢看，并且做到老少咸宜，满足各类人群的欣赏需求。”
 樊建川举例说：“比如在‘知青馆’里，我们可以通过照片、实物、实景、故事等来还原知青生活场景，揭示知青的无知、狂热、迷茫、沉沦、觉醒的蹉跎命运。我们可以展示他们那个年代使用过的各种各样的实物，布置出农民、工人、军人、干部和新婚者之家，以及教室、公社办公室、生产队图书馆、赤脚医生诊所、文艺宣传队排练场、理发室等公共场所，以一种温和的、家常的、民俗的方式去展示那段历史。”
樊建川称，他要把他的博物馆建成一个融入参与性、娱乐性的高端旅游产品，因此在设计方面将突出每个分馆的特色。
他说：“比如‘抗战’俘虏馆，进去的时候要让人感觉压抑、压抑到极点，出来的时候则可以看到一片开阔水面，让人如释重负，从而深切理解俘虏的处境；‘文革’音像馆则把它设计成一个黑匣子模样，里面集中收音机、幻灯机、唱片机、电影，播放战地新歌、样板戏、领导讲话，让参观者在这里自己听、自己看、自己解读这个黑匣子里的东西；‘美国馆’里，我们会备有游戏，让人们通过游戏明白，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他人。”
樊建川强调博物馆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地方，这样才有可能吸引人来参观。他说：“我们讲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那里边有一万个故事，并且可以不断填充。比如一把匕首，它最初是谁的，后来到了谁的手里，几个人用过，杀死过多少人；再比如一张照片，它拍摄了一架日本飞机在成都被击落的情景，那么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被击落的、被谁击落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很多故事我们将用纪录片片段、动画片以及其他数字化技术直观地展示出来。”
樊建川说他要给人们讲俘虏的故事：“人们通常只能看到的‘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八女投江’等英雄故事，那么那些没跳崖、没投江的人呢？抗战时期大约共有100多万俘虏，可战后日本人从来不提，中国人也一直不提，这是不正常的。他们是俘虏，也是英雄，我们有必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我也要讲汉奸的故事。”樊建川说，“抗战期间伪军超过日军，可一般的博物馆里没有这一笔，那好，我的博物馆里有，我们来展示汉奸的丑恶嘴脸……”
对于自己的收藏，樊建川有无穷无尽的想像，因此他对建博物馆也是有一个又一个新颖的设想。他把“抗战”馆分为日军馆、汉奸馆、盟军馆、川军馆等分馆，把“文革”馆分知青馆、像章馆、瓷器馆、音像馆等分馆，把民俗馆分为老公馆家具馆、笔筒馆、老照片馆等分馆，大大小小总共要建二十几个博物馆。在樊建川的设想中，每个分馆之间将巧妙地衔接和过渡，并由国内外顶尖建筑设计大师来设计。其中美军馆就让美国建筑设计师主席切斯特·怀东来设计，日军馆就由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让他们把本民族的理解加进这个设计中，这在中国博物馆的建筑史上也将是独一无二的。
创造性开发
樊建川拟建的博物馆已分别委托国内外20多位顶尖建筑设计师去设计了，据他讲，今年年底就可以建成八九个。目前他已经在做200名博物馆解说人员的培训工作，并预定了200名保安，开始着手开馆事宜了。
但是建馆容易养馆难。据樊建川初步估计，他的博物馆聚落建成之后，每年用于收藏和维持馆内日常运转的费用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樊建川的博物馆聚落即使建成又能挺多久？
这个问题樊建川当然考虑过，但他说可以解决：“目前国内的博物馆一般都是赔钱的，按照那种普遍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没法做，肯定死掉。博物馆如果只是在展馆里放几件展品，等观众来收几个门票钱，那是很糟糕的，根本维持不下去。我得让我的博物馆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那么钱从哪来？必须引入商业运作，做到以馆养馆。我的打算是把它与整个安仁镇的旅游业和住宅开发结合起来。我建的博物馆至少有三方面的创新：第一，我做这个聚落采取三分法——三分之一的博物馆，三分之一的商业，三分之一的住宅；第二，高雅和平民化结合，突出商业化功能，以保持博物馆的教育、收藏功能；第三，由20多个顶级设计师设计二十几个博物馆，这么多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同时集中在安仁这个小镇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卖点，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樊建川认为生下聚落这个孩子就得赋予其谋生的能力，要留下一部分馆产让博物馆能几百年地活下去。这就要做不同的商业、住宅方案，要考虑有自由人的居住、工作室，考虑为老知青设计临时住所。这个房地产商充分发挥他的专业想像力，要围绕博物馆聚落建商铺，建宾馆，建住宅，建工作室，吸引外来游客在安仁或长期或短期地居住、生活。
“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商住合一，这个聚落就有造血功能了。”樊建川说，“我们会对各个展馆之间的商铺进行招商，引进一些特色礼品店、咖啡店、戏园等，多方面促进整个安仁镇的繁荣。博物馆的建成可以吸引‘商气’，如同商场中开电影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产业，比如‘共军馆’带动茶坊，‘美军馆’带动酒吧，‘三寸金莲’展室可以带动鞋业，老工艺品馆带动家具业。我可以借‘冰山上的来客’经营冰其淋，我可以借‘阿庆嫂’的名义来开发管家业……”樊建川告诉我们，他已经注册了几十个商标。
就博物馆本身而言，樊建川也不担心收入来源，他说起步阶段可以靠“文革”馆维持基本运转。他说，“文革”是天大的财富，但一直在天上滚，他抓了20多年，就要抓到手了。“文革”博物馆做起来后，可以做到“仅此一家”，具有唯一性的东西不需要每个人喜欢，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就够了。
“全国百分之一的人来，就是1300万，分成20年陆续来，一年都有几十万人。‘文革’博物馆北京、上海都没有，人们要看只能来成都，我不怕来的人太少，我倒是有些担心来的人太多，加大我搞‘文革’博物馆的政治风险。我估算过，收门票的钱刚好维持,我考虑赶我死前整个博物馆聚落都会盈利的。即使博物馆不赚钱，也可以通过它所带动的其他商业弥补回来。”
樊建川说安仁镇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现在每年能赚300到400万，高速路通车后，从成都到大邑二十几分钟就可到达，他的博物馆聚落建成后，前景真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樊建川也承认办博物馆很难，他说博物馆从长远来说肯定会赚钱，但目前投资建设花费很大，他的公司精力、资金毕竟有限，整个项目的运作都是与其他力量合作的。专门负责安仁项目开发的“建川安仁文化发展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由建川房屋、中铁二局集团、大邑县国资局共同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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