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很少再看到一部令“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感到新奇有趣的动画片了。近期上映的《青春变形记》或许具有这样的特质：可爱到出圈的红色小熊猫，既有想象力又有深度的背景设定，以及片中对东亚式家庭、青少年成长与性别意识萌动的深入思考，规避说教的表现方式，使观众在轻松的同时不流于低幼。
《青春变形记》是一位由美国（华裔）导演讲述的中国故事。与之相对应，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中国青春故事反而未曾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
在十多年前，“青春疼痛文学”俨然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抽屉必备”。然而时至今日，当年的少男少女已经长大。无论是“疼痛小说”还是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如今重温，都只会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反差？个中原因不妨首先在“疼痛文学”的产生背景中找寻。“疼痛文学”的主要受众是应试教育下的青春期少男少女。他们处在一种悖论性的境况之下：一方面，恰逢青春萌动、荷尔蒙旺盛喷薄的年龄；另一方面，在考试机器下接受着极为严酷的规训。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契机，让自己摆脱“庸常”，释放对瑰丽青春的无限“想象”，并表达出对周遭规训的不满。某种意义上，“疼痛文学”正是为此而生：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处在整个小说世界观的核心，所有的故事围绕他们而生，这让少男少女感到自己不是教育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是世界的主角。在“疼痛文学”中，围绕主角的剧情往往极尽狗血，但对于其受众而言，正是这种狗血的剧情容纳了他们对青春的“想象”。最后，“疼痛文学”以“疼痛”为卖点，切合了受众对于自己所受规训的不满。
然而，作为一个“释放装置”，“疼痛文学”的局限明显——它过于脱离现实：“疼痛文学”会塑造出保守的家长、恶毒的闺蜜，他们造就了主角的“疼痛”——但对于家长何以变得保守，闺蜜何以针对主角，我们却一无所知。
相比之下，《青春变形记》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影片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家长和孩子的对抗，但影片却将我们引向对冲突之社会根源的理解；这部影片也设置了不少“超脱现实”的情节（如女主角会在情绪波动时变成小熊猫），但其“动画电影”的“标签”使得这种设置并不让人觉得荒诞。此外，在“超现实”的情节中，角色的行动也符合正常人的逻辑与社会经验。
当然，现实主义绝不意味着一板一眼地复刻现实。它强调的是电影人能否在创作时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看待自己所要呈现的现象。如在《青春变形记》中，对“东亚家庭”之社会根源的探讨便具有“整体性”视角。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好的电影必然超出“影视工业”，而将触角直达社会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