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初，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突破13亿元的票房成为暑期档冠军。这部电影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更在社会层面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的表达共振。
《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摒弃宏大的战争场面和直白的暴力呈现，通过一家小小照相馆中普通人的命运变迁，完成了对民族苦难的显影。它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电影行业“情绪供需重构”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一种双向抱怨的怪圈：导演抱怨观众审美低下，观众抱怨电影脱离现实。尤其在一些历史题材或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往往带有一种审美优越感，认为电影是作品而非产品，忽略了观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认同。一旦票房不佳，便归咎于宣发不力或观众看不懂。《南京照相馆》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影片导演申奥在路演中曾说：“电影不仅有文化属性、娱乐属性，还有文献属性。我作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端正历史观，所谓端正，并不是要把观众拉进电影院教育一番，而是让观众对这段历史感兴趣。”这番话背后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属性的清醒认知。
《南京照相馆》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真正回应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体制外的主流人群。他们并非精英阶层，也非边缘群体，而是千千万万认同主流价值观的普通人。他们爱国、顾家、尊重历史、向往正义，但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他们的情感往往被简化甚至被漠视。
《南京照相馆》通过小人物的觉醒与牺牲，让这部分群体的情感得到了真诚的回应。例如，主角邮差阿昌并非天生的英雄，他最初只想活命，但在亲眼目睹日军暴行、同伴牺牲后，他的良知被一步步唤醒，最终从自保到主动担当。阿昌立场的转变不是源于口号，而是一种必然结果，这种演绎让普通观众看到了自己在类似处境下可能产生的心路历程，增强了代入感。
从《流浪地球》到《孤注一掷》，从《哪吒之魔童降世》到《黑神话：悟空》，一批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的作品正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不再以西方视角为参照，而是平视世界，回归本土情感与价值表达。这一趋势背后是中国文化创作领域新旧产能的交替：上一代创作者往往带有强烈的启蒙心态，习惯于居高临下地讲述历史；而新一代导演则更加注重与观众的平等对话。正如《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骥在观看《南京照相馆》后所言：“这不是消费苦难，因为苦难一直在无声处发生。每一次诚实的记录与有力的表达，就意味着一分改良的希望。”
记忆不是负担，而是力量；历史不是枷锁，而是根基。当一代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时，文化自信才真正落地生根。《南京照相馆》的成功，正是这一进程中的一道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