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路居”的窑洞内，用蜡像再现了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雪》时的情景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理论家、外交家，还是一位独领风骚的文章大家和诗人。他的文章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即便单从文章特色和文章功力看，也是超凡脱俗的。
公文写作必须符合“三性”
毛泽东非常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不仅亲自起草了大量公文，还认真审阅修改了无数公文。他在撰写文章、起草或审阅公文的时候，尤其重视题目的拟定和提炼，如果感到文件主题不够突出、不够准确，他往往会亲自动手，认真修改。
毛泽东亲自修改的遂川《施政大纲》便是一个经典例子。1928年1月23日，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前夕，毛泽东对县委书记陈正人和县委的同志说：“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遂川人民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的政府还不太晓得，县苏维埃成立后的第一大事就是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让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府是干什么的，为谁办事。因此，我们一定要搞出一个体现人民利益的《施政大纲》。”
在审阅陈正人准备的《施政大纲》初稿时，毛泽东认为：内容可以了，但有些条文不够通俗，《施政大纲》公布出来是让群众看的，应该用群众的语言。毛泽东拿起笔来，从头看起，一条一条地认真修改。他把初稿中原来的“废除债务”改成了“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了“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了“反对大人打小孩”……修改后的《施政大纲》通俗易懂，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法。
毛泽东的很多文章都展现出他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表情达意的特点，他往往能将一些不好懂的政治概念形象化、通俗化、群众化。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很“接地气”。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三部文献集。他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精心审核，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了修改或加了题注。
如，他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给人一种议题鲜明、一望而知的感觉。
毛泽东认为，公文事关重大，必须突出公文主题，紧扣实际拟题，力求通俗易懂，坚持文字简练，还必须同时具备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关于准确性，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思想的准确。公文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公文作为贯彻党和国家意志的工具，准确性要求是内在的、起码的，否则就是谬种流传；二是事实的准确。公文要符合事实情况，不能以不真实的信息为依据，要真正做到有根有据；三是文字的精准。公文表达要准确，遣词、造句、叙述都要与公文语境相吻合。
关于鲜明性，毛泽东认为，公文必须有明确的态度，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求什么、禁止什么，要一目了然。毛泽东说：“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他要求，起草文件，无论是领导讲话稿、请示、报告以及通知等，都必须做到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关于生动性，就是无论是内容的叙述方式还是措辞，在庄重规范的前提下，要力求使人感兴趣，也愿意读。语言要有一定的形象性，要有变化，要使用通俗生动的群众化、民族化的语言。毛泽东非常厌恶官腔官调的八股文，强调公文应当通俗易懂，能够“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
毛泽东为文的三原则
毛泽东写文章，总是习惯于先听后写，笔杆子所到之处，均出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不是在屋子里想出来的，也不是只看材料琢磨出来的。为了讲得有把握，讲得切中要害，讲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他事前总是广泛听取意见，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抓住问题的根本，明确讲话和文章的针对性，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在发表文章和讲话前，会反复征求意见，补充和完善文章或讲话的观点。他认为，既是口头讲话，就不能要求一开口就讲得精确无误、缜密周到，特别是新的理论观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讲周全的，得逐步完善。
毛泽东还非常重视文章和讲话稿的书面修改，他认为这是确立和表达观点的最后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因此也最需要下苦功。毛泽东的书面修改，不只润色文字，同时还包括弥补口头讲话不周全、不准确、不充分、不精练的地方，有时还要根据讲话后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强调一些内容。他不光自己动手反复修改，还请别人帮助修改。他还专门强调：“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正是这“想一想”的书面修改，便把口头讲话锤炼成了经典文献。
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精雕细琢修改，毛泽东的这三条为文原则，如今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