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有关德云社的负面新闻颇多。从调侃敏感议题（唐山、汶川与玉树地震），到演出中屡爆低俗言语，再到社内演员婚内出轨和入室猥亵，德云社在带给人们一系列笑料的同时也引来无数争议。
许多人将德云乱象归咎于其传统师徒制度，认为在这种师徒制下，徒弟只需对“师父”负责，而与现代道德脱节，如此才有了种种违背公序良俗的乱象。
实际上，此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如若对传统师徒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辈相声艺人——如侯宝林、马三立等人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些艺人大都恭谨有礼，并没有出现过与现代道德脱节的情况。
事实上德云社的问题在于，在商品经济下，其所谓的“师徒制”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师徒制，而呈现出一种异化面貌。
在传统的师徒制之下，“师父”并非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化身出现。
在“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中，“师”是与其他四者同列的权威。同时，“师父”也担负着“教育”和“导正”的责任，负责将这社会中的秩序与价值传递给“徒弟”，并使之内化于心。而在徒弟一侧，对师父的服从也绝非单纯的人身依附。可以说，在服从“师父”的同时，徒弟也服从“师父”所代表的公序良俗。因此，传统师徒制中并不存在“只对师父负责，而与社会道德脱节”的状况。
然而，德云社的“师徒”与传统师徒大不相同。表面上，德云社依然延续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实际上，德云社的人身依附中掺杂了相当一部分的利益成分。德云社的“师父”能够决定是否将某人“捧红”，以及何时将此人“捧红”。
在某种程度上，此种分配利益的枢纽地位构成了理解德云社人身依附的关键。如此一来，对徒弟而已，“师父”所代表的便不再是公序良俗，而是获取利益的“上升渠道”，纵然“师父”也会担任价值导正的责任，但这种导正之所以具有权威，也完全依赖于其在利益分配上的主导地位。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德云社出事的“弟子”大都表现出“台上台下两张皮”的双重面貌。
同时，作为“师父”的郭德纲本人也往往以某种“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相声中，人们可以听到不少“越界”之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相声的部分魅力所在。德云社的成功，可部分归结于对此种“越界”的把握。然而，对于相声而言，此种“越界”言语是建立在观众能够与相声的内容拉开距离，不会感到自己被冒犯的基础之上的。正如郭德纲本人的相声总是以捧哏于谦为话题，这样的话题既能带来“越界”体验，又不会将观众“牵连”其中。然而，当郭德纲的“弟子”们拿唐山、汶川与玉树地震作为调侃的笑料来博取商品经济下弥足珍贵的注意力，这样的“越界”便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观众敏感的神经。
简言之， 与其说德云社因师徒制而“ 失德”，不如说商品经济正考验着所有带有传统印记的行业与组织，在市场当中，这些“老行当”既需要证明自己的“生命力”，又需要满足人们对其道德操守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