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纪清：生于1949年12月26日 无锡华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0年，无锡县（今无锡市）雪浪乡仙河村，31岁的陆纪清在村办企业“无锡县雪浪曙光五金厂 ”走马上任，村支书对他说：“我们没钱、没产品、没技术，只有这块土地。”彼时，改革开放刚拉开序幕，乡镇企业该做什么，怎么做，大家都没有头绪，陆纪清只能四处碰运气，帮别人做劳务输出。
没有工具，就把别人不要的修一修；没有厂房，就发动工人自己盖。庆幸的是，劳动力宽裕，除了当兵的人，农村的劳动力都在家里，大家都愿意去工厂里做工，年底有一两百元的分红。
“很累！”陆纪清说。农村的基础建设还很落后，出去跑业务，走在满是茅草的田埂上，脚底都是泥，下雨天，鞋面几乎没有干的时候。
“一塌糊涂！”回忆当时的情景，陆纪清常用这个词。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差旅费标准——每天3毛钱，早上一根油条，中午一碗阳春面，晚上又是一碗阳春面，刚好花光。去跑业务时也买不起礼物，拿一点糯米、黄豆、红薯就是很好的礼物。
1982年，陆纪清接到两个大订单，一个是上海虹桥机场飞机检修仓库大门的制作安装，另一个是上海体育馆跳板等设施的修建。凭借这两个业务，村办企业打开了局面。1984年，陆纪清找到上海华东电力研究所开会寻求合作——研究所出技术，陆纪清组织生产销售。这是一个80人参加的会议，花费不菲，但陆纪清知道，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会议。他立刻召开职工大会，讲明厉害，提出取消当年的分红作为开会所用，所欠的分红第二年补齐。“哪个不同意也可以，今年的分红给你，明年就不要来了。”看着陆纪清壮士断腕的样子，厂里没有一个人不同意。
当时，《农村工作通讯》副总编到无锡考察，提出找个厂长见面谈一谈，接待人员把这位副总编带到厂里，见到了正在车间干活的陆纪清。副总编问：“怎样才能搞好一家企业？”陆纪清想了想说：“首先要有一个够硬的厂长，如果厂长不会团结人，这个厂长就是不合格的；要找到一个好产品；要自己培养或者从外面找到好的技术人员；得树立起自己的牌子……”几天后，这篇文章在《农村工作通讯》刊登，村党委书记对陆纪清说：“你不得了啊！副总编说走了很多大型单位，都没你说得精彩、实在。”此后，这位能干的厂长出了名，也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 年，陆纪清厂长（左三）在技术交流会上致贺词
就这样慢慢探索，业务范围不断扩充，先后有了“无锡县雪浪金属结构厂”“无锡县雪浪电路厂”等，到了1990年，这家乡镇企业每年的利润达到200万元。
1990年，陆纪清被调至无锡县申明大队任党支部书记。3年后，产值从320万元增长到3000万元，增幅近10倍。
当时，全国乡镇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老干部乔光朴主动请缨，对停产整顿的某重型电机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扭转生产局面的故事。这篇小说后来成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光朴就是千千万万陆纪清这样的企业改革家的缩影。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一年后，1994年5月，陆纪清提出辞职，自己成立了一家民营企业——华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电力设备。
“再干下去，儿子都没钱结婚了！”陆纪清开玩笑地说。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厂长的收入不与企业效益挂钩，即便企业有10倍的增长，厂长也只能拿到为数不多的固定工资。陆纪清记得，辞职时，家里只有5万元。
想做生意，就得吃得了苦，迈得开腿，这是陆纪清这一代企业家的共识。当时，陆纪清听说有乡邻在淮北矿务局做领导，就跑去看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业务。跑了大半年，他发现，矿务局产品很多，业务根本打不开。
出了门，走在马路上，陆纪清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陆纪清看到路边有位师傅在修伏尔加轿车，便上前帮忙，一聊才知道，这是徐州电厂党委书记的驾驶员，这个机缘让陆纪清在电力设备行业打开了局面，此后一干就是几十年。
“和现在许多年轻人愿意去不同行业试错不一样，当时我们一旦进入一个行业，往往就能不断钻研，坚持一辈子。”陆纪清说，“当时的企业家普遍有这个精神。”2008年，陆纪清把企业交给了儿子，自己自学中医，拿到执照后到处帮人义务看病，成了四邻八乡的义诊专家。
回顾起1949年出生时的中国，“和今天是天壤之别。”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畅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到国家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发展的今天，“居安思危，善于琢磨”已经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虽然不再管企业经营，但陆纪清却一直记挂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关注年轻人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如今，他最担心的是，年轻人越来越吃不了苦。在他的工厂里，90后已经很少有人愿意下车间，甚至出现了车间工人工资高于办公室职员工资的情况，还是很难招到车间工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下车间？”陆纪清说，员工的回答是，坐办公室虽然钱少，但是工作轻松，找对象的时候说出去也体面。
“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需要告诉年轻人，和挣钱、体面相比，长自己的本事、实现自己的价值、维护社会公德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