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燃油汽车对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使得新能源汽车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生活在一个工厂制造出来的世界里，或者至少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又为制造业做了些什么呢？”美国历史学家弗里曼在他的书中写道：“在大多数国家，除了工厂里的工人，其他人很少会注意他们所依赖的工业设施。大多数工业产品的消费者从未去过工厂，也不知道工厂里究竟有什么。”
制造业对我们如此重要，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贸易战持续、环保升级、成本上涨、人才匮乏等内外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中国中小制造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如何让民营中小制造企业进入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值得我们深思。
中美贸易战下的中小制造企业
“我们95%的出口订单都是美国的，贸易战后，公司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如果不尽快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公司很快将无法维持正常运营。”上海某五金公司的负责人杜亮说。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一年多，美国关税政策持续加码，特别是美国把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后，对中国很多主营出口的中小制造企业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显示，2019年6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4，而中小型企业PMI为49.1和48.3，达2017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PMI全称是采购经理人指数，指的是新订单数量减去库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提前反应经济变化。而PMI50被认定为经济枯荣线，PMI高于50代表经济扩张，PMI低于50代表经济收缩，目前的数据已达临界点。
我国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处于产业链底端，长期依靠价格优势生存，在10%至25%关税的重压下生存尤为艰难。
在福建省漳州市某家具出口企业，因贸易战影响了企业近一半的家具出口业务，企业损失近1000万美元，失也去了大量来自美国市场的订单，只有书房家具等短期难以被其他市场替代的产品还未受到大的影响。
另一家福建生产浴室柜的企业，因为美国对浴室柜产品的惩罚关税，让企业原本与科勒卫浴联合开发的多个浴室柜系列不得不全部停止，原先与企业签订的大额出口订单也无法执行。导致企业前期所付出的开发、测试等等投入也付诸东流。企业负责人李女士表示：“此次贸易战可能是长期性，‘打打停停，持续谈判’将是未来中美贸易的常态。企业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一些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已经开始把部分生产线向越南、马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我们去年9月以后出货的美国订单被征收10%关税，让企业的周转产生较大的困难，但这些订单不得不完成。今年年初，关税提高到25%以后，美国的单基本不能做了，现在我们把以前不想做的单慢慢捡起来，重新建立销售渠道。”经营玻璃制造企业的林兵表示，他们周围很多做外单的企业春节后都停止生产了。
影响较大的是智能手机供应商。
苹果和华为手机的核心供应商立讯精密2016年已经投资2100万美元在越南建设了一个工厂，目前，公司正计划加强其越南工厂的产能。“如果仅是短期内的影响，可以由品牌客户和市场消化，无需转移供应链。若是中长期的影响，则需要对涉及到的供应链产能进行转移。”立讯精密发言人表示。
对于中小制造企业来说，中美贸易战的冲击是突发因素，翻开中小制造企业经营困难现象的背后，我们发现，绊住他们的，更多的是沉疴。
可以“切一刀”不能“一刀切”
“绝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党中央的环保指挥棒，让许多企业感受到了压力。
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正式发布。2016年1月，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在河北开展试点，煤炭、钢铁、铸造、家居、板材、造纸、印刷、矿业、化工等制造企业成为了首批环保整治对象，由此引发了相关中小制造企业的的限产、关停、涨价潮……
为了防止包庇，各省市展开交叉督查。针对重污染行业，中央环保督查组曾一天三次突袭广东谷饶镇印染企业；为了防止工厂关门暗地生产的情况，有关部门甚至动用了无人机。
国家环保整治的方案在全国各地实施后，很多地方针对不达标的污染企业不再贴条，而是直接拉闸限电。2017年，石家庄市共排查整治“散乱污”
企业18959家，其中关停取缔8069家、整合搬迁46家、整治改造10844家。有媒体称，2018年，全国因环保不达标已经或正在被关停整顿的企业数量上万。化学原料制造企业负责人王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区从2016年到现在一共拆除160多台锅炉，2000多家家庭作坊和相关中小制造业企业被迫关闭。
与之相对应的是，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PM2.5浓度下降12.1%，全年首次无持续3天及以上重污染。
“环保治理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美好生活环境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通过环境治理，我们也明显感觉到空气质量比以前好很多，所以我们企业也愿意更新设备、增加环保设施，积极配合政府环保部门进行环境治理。”在河北经营碳素制造企业的张金虎表示理解和赞成，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生产碳素的车间一般温度高达70至80摄氏度，公司为了给车间降温，安装了一排4至5米长的天窗，但这种常规的做法却导致企业在环保检测中不合格。环保部门不仅给企业开出罚单，还要求立刻密封天窗，否则就要停工整治。“我们认为，天窗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如果密封，我们也找不到降低车间温度的新办法。”张金虎向环保部门提出抗议，得到的回复是，环保部门专家建议他们在车间安装空调。张金虎被环保专家的建议逗乐了：“别说在中国，就算在全球最顶级的碳素公司，也没听说过谁在车间里安装空调的，因为空调无法在这样的高温中启动。”
“除了不根据企业的现实情况乱开罚单让人头疼。”张金虎对记者说，更让他头疼的是，只要天气不好，制造业企业全都得停工，天气稍微好点，所有企业又全部开始生产，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很多制造的生产设备是连续性的，停一次再开一次，直接损失高达几十万元。”
治理环境中“一刀切”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小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障碍。
“为了达到国家环保政策要求，也为了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我们2015年已经在生产线上更换符合环保标准的进口设备，并且将玻璃原料全部从露天场地转移到厂房。”石家庄奥邦玻璃有限公司的郭会林表示，他的企业主要是将废弃的玻璃制造成玻璃球等饰品，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95%的订单来自国外，由于产品质量过硬，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订单量逐年上涨。
“2017年开始，因为环保治理，我们经常接到当地环保部门错峰生产或停产的通知，这导致我们每年都无法正常完成客户订单，去年的订单直到今年6月才刚做完。”郭会林表示，因为无法按照合同时间交货，几乎每个订单都要给对方赔偿。最重要的是，企业是依靠信誉生存的，无法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完成订单，很多客户不会再继续跟他们合作，这导致企业今年的订单比去年下降了20%左右。
除了“一刀切”，政策不断出现调整也加大了企业执行环保治理方针的难度。
“在这次环境治理中，我们为了整改设备，几乎花光了十多年的财富积累，最后企业还被迫关门了。”
在河北经营砖窑的王星表示，企业的整改永远赶不上政策更换速度。2016年11月份，按照要求，燃煤锅炉必须安装过滤装置，确保烟囱冒出来的是白色烟雾，而且要先交5万元罚款，再办理环评报告。企业在1个月内花费20多万元办理了环境评估和燃煤锅炉的改装。“刚办好手续，改装好设备，准备生产时，又被告知要限量生产。到了2017年2月，相关部门又要求全部工业用电企业必须停产，有证件和报告也不行，一经查处就要拘留罚款。”王星说，“工业用电被停后，企业加班加点赶工，准备更换天然气设备，但刚把天然气装好准备投产的时候，却被告知该行业在本市被取缔了。”
另外，在这次环保整治中，个别腐败现象也加大了企业环保治理的难度。
2018年7月9日，张路在河北经营的金属制造企业一条生产线被强行拆掉，影响公司销售收入8亿多元，并造成积压合同十三四亿元。“只是因为我们公司的普通员工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某环保执法人员贪污腐败，向企业收取好处费的消息，这是逼着我们举起反腐旗帜。”张路表示，腐败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企业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可以默默忍受，但这次，打着环保旗号向企业收取好处费的行为，已经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个别腐败分子明目张胆地私自更改环保评判标准——不以排放量、污染的程度来衡量，而是以给腐败分子的好处费多少来判定。”张路表示，这导致一些符合环保标准的中小制造企业被迫关门，而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只要给够好处费，就能继续生产。“治污先治腐。”这是许多受访企业的心声。
环境治理必须循序渐进，可以“切一刀”，但不能“一刀切”。在采访中，多家企业表示，企业的污染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必须认识到，发展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解决，而不是通过关停解决。否则，污染问题是解决了，但就业、税收等民生问题又来了。
首轮环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督察制度框架、程序规范、权限责任等。《规定》共列出了8种情形，涉嫌犯罪的将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具体包括故意提供虚假情况，隐瞒、歪曲、捏造事实的；拒绝、故意拖延或者不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指使、强令有关单位或者人员干扰、阻挠督察工作等等。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多地出现的采取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等“一刀切”方式应对督察的情形，也被列入其中。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表示，“一刀切”既损害了合法合规企业的切身利益，对于生态环保工作而言也是一种“高级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坚决反对，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近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即将启动，根据中央要求，此轮督察将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不怕得罪人，不做“稻草人”。
既要查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又要查违规决策者和监管不力者；既要查不作为、慢作为，还要查乱作为和滥作为。
融资问题依然难解
2018年，在美留学并工作多年的王超回国创业，成立了一家专门生产智能门锁的高科技制造公司。经营中，王超发现，他面临的融资困境比科研问题复杂得多。“我们公司有十几名海归精英组成的团队，有高额订单，公司也没有任何不良信用记录，我们想抵押3000万元的股权和数十项科研专利来贷款1000万元，却遇到了诸多困难。”
工人正在手工安装洗衣机的电子元件板
目前，国内的银行风控系统都是围绕抵押物建立的，王超的公司是新兴企业，没有太多固定资产，因此不能直接获得贷款，只能通过担保公司抵押股权和核心专利，大大提升了获取贷款的资金成本。但王超还算“幸运”的，他的大学同学创办的公司因为没有“海归”、高新技术等光环加持，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只能通过民间借贷募集周转资金，而“民间借款”的月息高达3%，相当于年息36%.最近，王超的银行贷款快到期了，他想向银行申请续贷。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今年银行放贷条件更加严格，贷款利率也有所上浮。除了专业担保，企业还需法人代表、股东、核心技术人员做个人担保，手续全办齐了得半年时间，对企业的资金周转影响很大。
王超的经历并非个例。“去年我们的银行贷款到期后，又向银行提交了380万的贷款申请，却因为环保部门一张疑似出现环保问题的公告，被银行拒绝了。”经营家具加工企业的郭林表示，以前他们只要出具环保合格的证明材料，这笔贷款就可以批下来，但今年银行加大了审查力度导致这笔贷款申请失败。“公司等着这笔资金购买原材料，但因为资金无法到位，订单被迫延迟，我们不得不赔付客户违约金，公司差点因为这笔贷款被迫关闭。”
“融资问题依然是企业当前最紧要的命题，没有资金，也就阻断了企业向上发展的机会。”郭林说：“但因为现行的担保连带责任制度、贷款效率等问题，让我们不敢将融资希望寄托在银行身上。”
在受访的20家民营中小制造企业中，有13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过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占比65%.国家高层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近年来在政策方面不断加码，以推动问题的解决。2019年6月2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实际利率的措施，决定开展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支持中小微企业通过债券、票据等融资。完善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监管考核办法。
并提出，今年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规模力争达到1800亿元以上；此外，还要实施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降低再担保费率，引导担保收费标准进一步降低。
为什么政策不断放宽，但大量民营中小制造企业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民营中小制造企业贷款难的原因在于，制造业不良贷款率高达9%左右，而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仅为1.8%.银行基于风险收益比，将贷款投放顺序定为：央企、国企与地方融资平台、上市公司与大型民企、小微企业，一些银行在针对民营中小企业放款时，利率要上浮10%至15%.在这方面，民营中小企业没有与银行“议价”的能力。
“数据显示，2006至2016年的10年间，我国制造业的贷款比重从25%下降到16.2%.”鲸算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IO李昊表示，制造业的融资具有周期性，在经济形势好，制造业发展较快，增速保持在10%以上，大部分产业、企业都会取得利润时，银行乐于贷款；反之，在经济增长较慢的周期，银行出于风险防控考虑会惜贷、压贷，甚至断贷、抽贷，下行周期企业融资难程度会加深。
那么中小制造业如何才能够破解银行融资难的问题呢。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要解决制造业融资渠道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制造业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在采访中，企业也纷纷表示想要通过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但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就没有企业转型升级的资金，让转型升级陷入困局。
被“吃掉”的利润
“我们才是真正的‘打工仔’，而且还不敢停工，工厂里上百号工人要养家糊口。”在河北经营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制造的梁纪银告诉记者，“工人打一份工赚一份钱，但我们要同时给银行或高利贷打工，给高房价、高房租打工，最后钱剩得不多，还要担惊受怕。”
近两年，受房租、人员工资、运费、社保、环保等因素的影响，中小制造企业的成本压力格外突出。
在中国制造业重地广东佛山，很多企业在微利运行。“2018年，汇率的变化导致进口原材料有较大幅度上涨，部分国产原材料价格也涨幅明显，像退热贴包装盒就上涨了25%，大大挤压了我们的利润空间。”王静在广东佛山经营一家生产退热贴的企业，他大概算了一笔账，2018年，生产退热贴的原材料如甘油等精细化工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占到成本的47%；财税成本、销售推广成本各占17%；场地及设备折旧成本占5%；人工成本占5%；运输成本占3%……
扣除这些成本，一盒退热贴的利润只有大概6%，也就是0.2元左右。王静坦言，“目前企业的利润已经降到4%，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范围，必须转型升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王静开始在产品研发、生产线自动化改造、生产流程节能、环保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近两年，我们把钱都投入到设备更新上，目前企业用的设备都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并进入了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
王静表示，以前只有德国和日本能生产这种设备，一套设备大概需要1000多万元，现在我们自己研发机器，可以为企业省掉好几百万元。
在佛山，和王静一样正在转型升级的企业很多，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已经开始转型生产利润更高的产品。“我们以前是生产工业机器人的，现在开始分出一部分产能，生产利润更高的服务机器人。”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最近新上市的自动冰淇淋机器人非常抢手，其成本价约为15万元，售价为20多万元，这个利润要比工业机器人高出很多。
在采访中，多家制造企业表示，目前的降税政策，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王静算了一笔账，按照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政策：2019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以下的，税率为5%，低于标准税率20个百分点。应纳税所得额在100至300万元之间的，税率是10%，低于标准税率15个百分点。王静的公司在2018年实现利润约为88万元，企业无法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为：88×25%=22万元。如果2019年仍然保持88万元利润，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为：88×25%×20%=4.4万元。这意味着，仅企业所得税一项就能省下18万元。
不过，一些制造业企业认为，社保新政的出台又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去年借助营改增的利好，我们的适用税率大幅下降，但社保缴费新政一出，我们缴纳的税费反而比以往多了。”在河北邯郸从事农产品加工行业的李禾并不讳言，以前，为了减轻负担，企业并不完全按照规范缴纳社保。2019年1月1日，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企业必须按照实际工资为员工缴纳社保，许多以前不规范缴纳社保的企业社保支出大幅增加。有关测算显示，社保征收交由税务部门进行后，若缴费基数完全规范化且不降低社保费率，将使企业利润总额下滑3％，民企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约8%，中小创公司利润下滑约9%.这样一来，减税的红利一下子被抵消了，李禾这种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者压力更大。李禾算了一笔账，“五险一金”企业和职工合计缴费数额占比已经超过职工工资的1/3，而且最近几年，缴费基数以15%左右的幅度不断上升。
对此，国家各相关部委密集发声，一系列政策正在陆续落地。国家发改委表示，要加快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型收费和经营服务型收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企业降低社保费率的实施方案正在研究制定中；央行一方面不断释放流动性，一方面针对小微企业大幅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
“出走”的生产线工人
“这两年，一线工人工资至少涨了50%，在五金车间，有一点技术的焊工月薪都过万元，低于8000元根本招不到人。”在被问及企业当前发展碰到的困难时，南通祥泽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明把用工紧缺列为第一位，同时，他也十分理解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工厂的原因，“年轻人在工厂感到没有前途、不自由、压力大。”
时间回到20多年前，农民想要去工厂打工需要托关系才能进去。1995年，25岁的王宏从湖北老家到广东某电子厂打工，靠在流水线上做电子产品成了村里最早富起来的人，在城里买了房子和小汽车。20年过去了，王宏的儿子中专毕业后不愿像父亲一样去工厂打工，而是选择到某房地产公司做销售。
两个不同的选择正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映射：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家庭特别是农民家庭只有到工厂打工才能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从而改善家庭生存状态；而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家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原始资金积累，年轻人更愿意选择一些轻松、体面的工作。
“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当工人，在某地招聘会上，很多95后表示‘工厂一线已经不太适合年轻人’。”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介绍说，制造业人才需求量很大，但是学生们都不愿意去。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姜汉荣告诉媒体，该校以前机电专业招生火爆，模具专业最多时能招10多个班，现在却乏人问津；电子商务专业以前只能招一个班，现在能招两个班。
95、00后不愿意进工厂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外卖、快递、网约车等生活服务行业，这些新兴的行业为离开流水线的产业工人提供了新的就职渠道。
2013年，刚满18岁的王刚从老家到上海，在一家皮鞋制造厂打工。
刚开始月工资不到3000元，一年后，他升为调试组长，工资一下子涨到了4000多元。按照以往的晋升路线，如果继续干下去，他有可能当上线长、科长。“要想有比较理想的职位和工资待遇，必须熬很多年。‘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想升上去，也得等到有位置空出来。”考虑到在工厂发展空间有限，收入偏低，王刚毅然从工厂辞职。2017年，王刚加入火爆的外卖大军。虽然送外卖需要风里来雨里去，但王刚并不打算回到工厂，因为现在当外卖员的平均月收入有1万多元，这是他目前能找到的最高工资的工作。“虽然辛苦点，但按照目前的收入，明年我就可以在老家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了。”王刚表示，去年春节回家，亲戚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但女朋友的家人提出必须在城里有一套房子，才能同意他们结婚。
像王刚这样从流水线工人转换成快递员的人不算少数。根据美团点评研究院此前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31%的骑手在送外卖之前，其职业身份都是产业工人。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平均薪酬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工作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这是从业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重要原因。” 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训飞说，以快递为例，2017年顺丰速运员工平均薪酬为12.15万元，显著高于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万元。
除了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制造业无法吸引、留住高科技人才也成为影响我们民营中小制造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
“北京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一般都在远郊区，企业名气、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都比不上央企、国企，大学生毕业生根本不愿意来。我们自己培养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也留不住。”
北京正和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延亮说：“很多高新制造业企业反映，复合型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匮乏，懂机器的不懂软件，懂软件的又不懂机器。”
由于技术人才、高级技工培养周期比较长，有的需要几年时间的学习磨练，这让一些年轻人望而却步。
广州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龙轩说：“撇开薪资不谈，机械行业不干上三五年根本就入不了门，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边学边干几年？”
中小制造企业遇到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改进自己的基因，想方设法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在规范企业发展的同时，考虑企业的生存状况，另外，金融机构、人才服务平台等也要加入进来，助力中小制造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林兵、王星、张路、郭林、王勇、王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