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是新东方创办者俞敏洪写给年轻人的八堂创业课。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不同阶段的创业心态，让年轻的创业者明白，只有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才可能获得成功。
在不同阶段用不同的人
俞敏洪认为，要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用不同的人。比如，新东方创立伊始，俞敏洪并没有请王强、徐小平回国帮他。那时，俞敏洪还无法领导他们，也付不起让他们满意的薪水。当时，俞敏洪用的都是家族成员，在那个阶段，新东方没有所谓的现代化结构，不需要监控财务、不需要计算时间。他认为，即便家族成员天天贪污，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肯定会出大问题。
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壮大，公司不断引进外来人才，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平和管理经验都不足，却还要乱插手，其他员工很容易没有尊严感。
1995年后，俞敏洪意识到家族成员会变成新东方的发展障碍。为此，他将国外的同学请回来，借助他们的力量将家族成员清理出了新东方，成功将新东方推入新的发展阶段。新东方要在美国上市，俞敏洪又借助美国顶级上市专家谢东萤的力量，在2006年，让新东方成功在美国上市。
新东方在过去的2 0 多年里，一直在不断地转型，从家族经营到合伙人制，再到国内股份制公司、国际股份制公司以及国际上市公司。现在，新东方又开始进行结构调整了。俞敏洪表示，面对什么时代就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这是企业家血液里应该有的东西。而如今这个时代，以大公司的形式开拓事业，效率非常低，无法应对外界的变革和创新，所以新东方要打散原来的组织结构，施行独立创新公司的机制。凡是新项目都独立出去做，新东方控股。未来，新东方可能会发展50家和教育相关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也并非由新东方百分百地绝对拥有。比如，新东方有100亿的收入，其中30亿元可能来自于创新公司，而在这些公司，新东方只占40%或50%的控股股份。
把员工变成合作者
这是一个所有关系都需要重新界定的时代。按照以前的思维，俞敏洪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自己与员工是雇佣关系。但他发现，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很多老师变成了自己的“老板”。如果他们不愿意在新东方工作，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出路。比如，到与新东方竞争的企业工作，也可以成立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俞敏洪表示，在中国现在的教育领域中，做得最好的教育培训机构有一半以上是从新东方出走的员工创建的。也就是说，这些CEO原来都是他的雇员，而现在，他们变成了合作者、竞争者的关系。俞敏洪也常常在反思，“如果早几年就把关系重新定义，将他们看作合作者而不是雇员，那么很多新东方的老师可能会留在新东方内部创业，而不是出走。”
在俞敏洪重新界定了自己和员工的关系后，开始将新东方打造成一个大平台，将所有有能力的人集中起来，整合资源，促进双方正向流动。
这样，很多人在新东方内部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与新东方共享他们的成果。新东方成就了这些群体组织，这些群体组织又反过来成就新东方。
俞敏洪认为，在这个一切关系都重新定义的时代，谁把自己当老板看，谁死得最快；谁把自己当雇员看，谁这辈子最没出息。事实上，这个时代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加有尊严。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觉得自己被欺负、被压迫了，那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定位不对。
用制度说话
在企业中，如何管理公司，如何笼络人心？俞敏洪研究了曹操和刘备。他发现，刘备偏重人情，用人情来拉拢人，依靠结拜兄弟共打天下；曹操偏重利益，没跟任何人结拜过兄弟，更多的是用利益和规矩。
企业的发展要平衡好三大块儿——权力、利益和人情。俞敏洪请王强、徐小平回来共建新东方时，每人分管一个领域，自己赚钱自己花，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人情与利益兼顾。俞敏洪是独立创始人，其地位不可动摇，所以他不担心权力，担心的是后两者。好朋友一旦陷入利益纠纷，友谊就要翻船。所以他们从国外一回来，俞敏洪就选择让每人承包一块业务，在新东方这个屋檐底下各干各的。
大企业的内部管理十分复杂，必须要借助制度对员工的行为加以规范，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新东方的事业不断发展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任何人面对利益变动，都会有心态上的失衡。所以在新东方上市前的几年里，俞敏洪始终在利益和人情中间玩中庸、找平衡，结果搞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
而股份改造引发的高层危机，让俞敏洪不得不正面处理与徐小平、王强的利益关系。这时候他意识到，在友情为基础的结构里，你不能下命令、不能指挥，只能通过友情来权衡利益和权力，很可能形成一个矛盾圈和是非圈。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新东方很可能做不下去。于是他开始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人情和利益纠葛重现，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因此，新东方上市之后，创业元老一一退出了管理层，迎来了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的经理人团队。这超越了兄弟情谊，更多依赖切切实实的利益拼建起来的崭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