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反腐败强势推行的背景下，中国的政商关系正在步入新常态。一方面，官员不敢再向企业“伸手”，企业负担骤减，另一方面，“不腐败，不办事”成了一种新的现象，处理好政商关系被一些官员简单地理解成抛弃政商关系。“两会”上，有企业家代表反映，一些地方存在“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落实国家政策方面消极懈怠，对找上门反映困难的企业疏淡冷漠，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指出，“很多党政干部不敢接触企业家，很多企业家也不敢去找党政干部，党政干部和企业家之间隔着一扇‘玻璃门’，看得见却不敢进、也不敢接触。”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对新型政商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厘清了“官”“商”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扯不清的政商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力度加大，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常会扯出复杂的政商关系：查办官员贪腐，商人被牵连；查办商人经济犯罪，亦有官员被拉下水。
1999年前后，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结识，此后实德集团快速崛起，徐明也随之成为薄熙来的“钱袋子”。薄熙来被查后，2012年3月，徐明也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2013年8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薄熙来与徐明对簿公堂。2015年12月，徐明在狱中猝死，实德集团走上了重组之路。
薄熙来、徐明并不是孤例。十八大后，随着中石油腐败案的发酵，众多利益链条牵出一个叫周滨的神秘商人。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先后获得中石油加油站管理系统约8000座加油站的具体实施与管理工作项目等一系列大单，该公司的董事长黄婉正是周滨的妻子。2014年7月，有媒体披露，周滨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湖北省宜昌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包括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内一系列“周案”相关官员，也被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周案”涉及的政商关系错综复杂，牵连甚广，同年落马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便在之后被曝出向周滨进贡5000万元，请其游说当时的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将一个世界级石化项目落户揭阳。
至2014年11月4日，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公开完毕，在中央巡视组列出的问题清单上，官商勾结的情况普遍存在。
有评论认为，正是因为长期存在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才让反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地经济动荡。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认为，过去，少数领导干部和企业老板“勾肩搭背”“亲如兄弟”，常常“公事私办”，既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不公平待遇，也极易形成畸形的利益共同体。如今，随着大批官员的落马，那些与之关联的、如日中天的大企业也轰然倒塌。
企业应刮骨疗伤
有媒体评论称，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的政商关系依然停留在丛林时代。纵观各类官商勾结案件，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官员利用权力牟取私利，商人通过官员获得政府项目、央企大单、国家资源以及其他便利。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房企佳兆业集团的发展历程。2013年，佳兆业首次取代万科，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当年深圳市新房住宅成交量、成交金额双料冠军。然而，就在2015年3月，成为冠军不到两年的佳兆业就走到了债务重组的境地。
佳兆业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深圳本土家族地产企业，主要业务是旧城改造，迎合了当时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旧城改造项目多位于市区核心地段，土地优质且价格相对低廉，商业价值非常高。2014年各大房地产企业的半年报显示，许多大型房地产企业的毛利出现大幅下降，而佳兆业的毛利却高达40.3%.按照国土资源部给广东的特殊政策，出让供地可以采用协议方式。不少旧改项目即通过线下谈判的方式达成合作，良好的政商关系成为项目成功运作的关键，但也非常容易牵涉腐败问题。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的落马将佳兆业拖入泥淖。2014年12月，佳兆业在深圳多处的楼盘被地方政府“锁盘禁售”。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政商关系是佳兆业陷入困局的重要原因。“这些项目过去有很多环节不透明，有操作不规范的地方。项目主导权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对土地资产进行估价有可谈判的空间和余地的，这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寻租的好借口，企业也迎合了这种模式，但这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分析。
对企业来说，这种严重依赖政商关系的成长路径存在巨大的成长隐患。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撰文指出，政商关系问题是企业死亡的第一大原因，政商关系越高，死亡面积越大。
近年来，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越来越注重和政界保持合理距离。譬如马云、俞敏洪、雷军等，他们受到尊重的原因除了事业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更为清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复杂的政商关系，凭借创意、坚持和技术获得市场。
对于政商关系，一些企业一直怀有复杂的心理，很多企业家一边不遗余力地结交官员，在展示企业形象时突出自己与官员的合影，另一边，他们把子女送到国外，让他们远离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他们一方面期待可以远离复杂的政商关系，另一方却认同借助于发展政商关系可以更快取得成功。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判断。对于习惯于官商“勾肩搭背”的企业来说，厘清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无异于刮骨疗伤。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当前，中国处于特殊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任重道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引擎，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式为非公经济创造了宽松环境。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大批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逐渐步入传承阶段。这一时期，重构政商关系无疑是扫除障碍，实现经济平稳过度的润滑剂。
对于习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一些“两会”代表委员通过媒体表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亲”“清”关系的构建让政商双方都吃下了“定心丸”，在进一步为权力划定清晰“红线”的同时，有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稳定企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对于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专家、代表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该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企业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就会中断；此外，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恶化。
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扭转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家的顾虑，有赖于相关政策体系的保障，“要通过让非公经济政策体系落地生根，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定心、安心、放心，增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同时，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办企业、正大光明搞企业，这也是要求民营企业家文明经商走正道、坚持既干事又干净地与政府官员打交道。”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是关键。庄聪生认为，各级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比如审批权、监督权、处罚权等等，这些权力如果正确使用，并且用到了关键的地方，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用得不对就会发生问题。
如今，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期待，其进程有赖于政商两界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