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清明上河图》，遍揽宋家帝都的颓迹与繁华。
崇宁年间，张择端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全景展现了北宋帝都汴京的生活全景，各行各业兼容并蓄，各色人等栩栩如生。画中残缺的外城墙、无人值守的望火楼、慵懒的驿卒、酣睡的士兵、焚书的富户、押送花石纲的粮船彰显着废弛的军备和混乱的政治，拉长了即将走向灭亡的王朝背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街道、来来往往的行商、讨价还价的客人、大打出手的市民等鲜活的市井生活又将这个王朝的另一面推得如此之近。
在人们的印象中，宋朝衰弱不堪，饱受欺凌，连皇帝也被掳走，客死他乡。但实际上，大宋王朝却是历史上最富庶、最开放、最“潮”的朝代，据剑桥一位史学家对比统计，宋朝人均GDP达520美元，远超其他朝代。
隐藏在宋朝经济繁荣背后的是一大群小商贩，他们就好比现在的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业者，撑起了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商人大翻身的黄金时代
封建社会几千年，中国商人几乎没有受过主流势力的待见，即便是陶朱公范蠡这样富可敌国的大牌红顶商人，也时不时要挨几下政治的白眼。士农工商的划分将商人锁死在社会底层。封建思想认为商人是低买高卖的投机主义，然而在大宋王朝，乾坤发生了逆转，经商成了发家致富的快捷通道，生意做大了甚至也能谋个一官半职。
正史不会大篇幅记录商人，但是在野史中我们却能窥到宋朝商人志得意满的一面。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讲到临安城里的卖油小贩秦重竟然靠卖油在一年内把三两银子的本钱变成了十六两银子，净利润率达433%.但这只能算是小本买卖，还有更给力的。南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录了一位名叫吴十郎的小贩的发迹史：“吴十郎者，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殆且巨万。”
吴十郎从卖草鞋转行到卖油，竟然变成了百万富翁。这本书里还记载了一位丝：“忠训郎王良佐，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一位小贩竟靠着卖油使一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还进入官场。
《清明上河图》是宋朝繁荣商业的浮世绘。张择端在画中描绘了日用品、餐饮业、娱乐业、运输业、金融业、医药业、旅游业、手工业等10多个行业，这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商业的格局。为什么在距今千年的宋朝，长期被压抑的商业力量集中爆发？
为什么是宋朝？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汴梁繁而不杂、乱而有序，这是由于宋朝独特的政治制度给了经济发展巨大的动力。兵变起家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于独大的将军和擅权的文臣有骨子里的仇视，为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赵匡胤设计了新的政治体系，将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他用三权分立制取代以往的皇帝授权的宰相管理体系，将行政、军政、财政分开，形成了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管理财政的三司以及御史台和谏院这两个舆论监察机构都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政治格局。
为放大矛盾、加强制衡，确保臣下只对皇帝忠心耿耿，赵匡胤又实行了官、职、差分立的制度，“官”是级别，“职”是荣誉和称号，“差”才是真正的职权。比如寇准曾任户部郎中（官）、枢密直学士（职），判吏部东铨（差），其实际职权是人事部的副部长。这样的管理体系会致使官员们彼此不对付，难以一党独大，使皇帝大权独揽。但是，这种制度也带来极为庞大的官员队伍，同时在皇帝顾及不到的问题上，官员不知道听谁的，就干脆尸位素餐。比如在市民从商这件事情上，政府的干预度就大大降低了。
官员们说了不算，自然就捞不到灰色收入，为了平衡，赵匡胤给自己的“政府职业经理人”们开出了很高的薪酬。《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品官每月的薪酬是300两银子，七品官则每月拿12两。宋时，一两银子平均可买6石（396公斤）大米，以当前粮价折算，宋朝县令月入约为现今人民币2.85万元，一品官则月入72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实物福利。与此同时，官、职、差的管理模式带来大量冗员，赵匡胤一朝，有官、有职但无差的官员就占了官员队伍的六成，这些人的薪水却是照领不误的，因此，宋朝官员强大的消费能力直接拉动商业发展。
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据估算，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在6300万两到6800万两银子之间，官兵和国家事务支出6000万两，皇家支出720万两，加上给辽国和西夏的岁供，财政赤字严重，所以政府将视线投在了商业税收上。
养肥了羊才能剪羊毛
北宋政府的城市设计也更加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它没有采用唐朝的坊市制。唐朝都城分为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白居易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描绘长安。那时要做生意必须去东西两市，正午时间击鼓开市，日落即散，凡此时间外做生意，都属于非法经营。而北宋汴梁城从宫城正门起，东到旧宋门，西到浚仪桥府，南到朱雀门，各色商店散布其间，这显然更符合商业发展需要，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立了城管队伍——街道司。《清明上河图》虹桥上的表木就是这个部门为了解决小摊贩占道经营问题而设立的。
北宋还是改变宵禁制度的第一朝，他将唐朝时从黄昏至五更的宵禁更改为从三更至五更，这让汴梁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不夜城。《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内的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大街买卖昼夜不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在《清明上河图》的正店、脚店等多个地方也都能看到方形的灯箱广告。
面对财源问题，宋朝并没有竭泽而渔，反而采取了低税的政策。宋代的商税有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2%的“过税”（《清明上河图》城门附近就设有税务所），还有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取的3%的“住税”。有专家判断，即便是算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反复征税，税收也只占总成本的10%.在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政府还会减税。
为了防止贪官污吏对商人吃拿卡要，宋朝政府的手段也是蛮硬的。宋太祖曾下令严禁苛留行旅，对乱收税的官员处以杖击；还有规定说，如果税务官借自己的职务之便低价购买商人货物的要以偷盗论处，杖击一百；王安石时期的宋室还颁发《免行条贯》，使政府不再对商人硬性摊派，宋史中对这一类规定的记载不胜枚举。与此同时，文化界也改变了对商业的认识，苏轼曾经提出“丰凶相济、农末并利”的主张，认为末（商业）可以在灾年作为农业的补充。
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加速了宋朝的商业繁荣，甚至超过了后来的明清。
我们从明代仇英版和清院版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共有宋、明、清三个版本，由不同朝代的画师所绘，其中明清两版以北京城为范本）中就看不到宋代版本的繁荣市景。
宋朝在政治上仁善、在文化上广纳百川、在经济上宽容开明、唯独在军事上疏于防范。在《清明上河图》成图后的岁月里，宋徽宗父子及皇室被金军俘虏，汴梁的财富被洗劫一空，大家富户悉数凋零，这让人不禁生出“江山多娇残阳如血”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