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朱德出生在晚清时代，那时朱家已沦为佃农，房子和地已经抵押出去了，全家住在地主家养牲口的房子里，上面搭了一层隔板。虽然家里非常贫困，但是朱家人忠诚、厚道、勤劳、节俭，做事有非常鲜明的风格。朱家的家风是“以德树人，勤俭持家”。以德树人，是爷爷的高尚品德给朱家家风注入的时代内涵；勤俭持家，则是继承了我们朱家的传统。
朴素廉洁的生活作风
爷爷参加革命后，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千难万险，他都能坦然面对，这跟他从小所经受的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老人家始终保持朴素廉洁的作风。他反复对我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
爷爷一生清廉，每一分钱、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翻开账本，我发现爷爷的工资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爷爷的工资是649.6元，那时正是我家人口最多的时期，经常超支。尽管如此，为减轻国家负担，他又连续三次主动减薪。到了1957年1月，变成了579.5元。1959年4月，又变成了460元。从1960年10月以后，爷爷的工资一直是404.8元。
爷爷一生俭朴，但他对党和国家却很“大方”。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去世后，将她的稿费交爷爷处理，爷爷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省吃俭用共积蓄了2万多元钱。爷爷去世后，奶奶让我协助她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按照爷爷的嘱咐，将这些钱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大爱至深的情感世界
爷爷是一个非常重情感的人。他的情感既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挚爱与忠诚，也包括同志情、师生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
爷爷年轻时，也曾有过挚爱的感情生活。爷爷的第一位夫人肖菊芳，于1912年秋天在昆明和爷爷成亲。1916年，爷爷参加蔡锷将军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进军四川，驻守泸州。战事稳定后，肖菊芳奶奶从云南来到泸州。到泸州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父亲朱琦。不久，肖菊芳奶奶得了类似赤痢一类的奇异热病，亦告撒手尘寰。
爷爷的第二位夫人陈玉珍，是爷爷挚友孙炳文同志的外甥女。爷爷回忆说：“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此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如自己所生的一样。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园内花丛中捉迷藏。她没有生过小孩，所以，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南昌起义后，爷爷成为国民党通缉的“匪首”，迫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他和家人中断了联系。国共合作后，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山西前线出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玉珍奶奶写了分别十多年后的第一封家信，在信中他询问自己的两位母亲和他唯一的儿子朱琦（我父亲）的情况。爷爷收到陈玉珍奶奶回信时，已经在山西五台山前线指挥作战，他立即抽空给陈玉珍奶奶写了第二封信，明确提出了希望陈玉珍奶奶将自己的儿子朱琦等“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父亲此时已20岁出头，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杀历经磨难。在听到爷爷的召唤后，父亲立即奔赴延安，经中央党校培训后入党。1943年11月，在山西奋勇战斗了五年多的父亲在山西方山县一次突破敌人封锁线的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打伤了左腿，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就此离开了山西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养伤并到抗大工作。爷爷在山西抗战近三年，父亲在山西抗战五年，他们父子俩在抗战前线的战斗经历，已成为他们辉煌人生中的精彩篇章。
大孝为国的奉献精神
爷爷23岁就离开家乡赴云南寻求革命道路，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他时常惦念着自己的家乡、父母和亲人。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他给陈玉珍奶奶的第二封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以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
都健在，已过80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爷爷当护国军旅长时手下的副官）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清廉，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爷爷以一生的奋斗，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为我们朱家的家风注入了信仰的灵魂，并延续到我们这一代朱家人。
1974年，我父亲不幸去世，爷爷忍着老年丧子的悲痛，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
那年冬天，海军的领导考虑到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把在青岛当兵的弟弟调到了北京机关工作。弟弟回北京后，知道爷爷对孩子们要求严，没敢把实情告诉他，只说到海军某部帮助工作。
两个月后，因弟弟经常回家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就把他叫到房间查问。弟弟见瞒不住了，就说了实话。爷爷又把海军首长请来，对他们说：“朱琦去世了，我有组织上照顾，用不着他。一个战士，把他放到大机关能干什么？他这么年轻，还是应该到基层锻炼。”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是我不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的接班人！”弟弟接到通知后，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登上了离开北京的列车。
严以律己的崇高风范在人们心中，爷爷是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但在我眼里，爷爷十分严格，他老人家经常要求我们“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
1962年，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有一次吃饭，爷爷奶奶专门安排了由马齿菜、野苋菜和苦苦菜组成的一桌菜，爷爷边吃边对我们说：“这菜苦吗？长征时我们连这样的菜都没得吃！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爷爷平时在玉泉山办公，专门交代奶奶就带我们到中南海机关大灶食堂吃饭，一点儿也不许搞特殊化。
那段时期，我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学，离中南海比较远。于是，我家和刘少奇、陈赓家合包了一辆三轮儿童车，是由普通的三轮平板车改装的，加上一个篷子遮挡风雨，由一位王师傅负责骑车送我们这些孩子上学。然而当他了解到学校里很少有孩子坐儿童车时，为了不搞特殊化，让奶奶亲自去找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奶奶，然后两家一商量，决定不再让我们坐儿童车了。奶奶给我和哥哥买了月票，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就这样，我们和学校普通的孩子们一样，每天自己上学。
1976年7月，爷爷临终前，对我们后代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做无产阶级”。几十年过去了，爷爷奶奶和父亲先后离开我们，传承我们朱家家风的责任落在了我们这一代朱家人身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朴素廉洁和勤俭持家的内容与形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认为：其核心的价值取向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