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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承包换来三年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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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12期《光彩》杂志
西北平原
2003年9月11日，中秋节。当笔者如约来到一家偏僻清冷的企业医院时，王春明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挂吊针。对这个一年一度合家团圆的欢乐日子，王春明似乎并不在意，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冤案哪天才能得到彻底昭雪？3年的牢狱生活，不但彻底摧垮了他原本壮实的身体，极大地损害了他的精神，也使他曾经相当富裕的家庭早已变得一贫如洗。一见到记者，年逾花甲的王春明就不无激愤地说：“我为国家创造财富，为单位创造利润，却被当成罪犯关押了3年！虽然放出来1年多了，但检察机关没收我的个人财物，单位非法侵占我的财产，至今拒不退还，难道我这3年牢就白坐了？难道‘王法’在我们这儿不起作用么？”
虽然身体极度虚弱，精神恍惚，但王春明发誓哪怕是搭上余生所有时光，也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一司两制”，小司机雄心勃勃创大业
时间得追溯到10年前，那个东风吹来满眼绿的和煦春天。
1992年5月，新疆冶金建设公司热烈响应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增强企业活力，一方面号召职工下海，一方面推出了包括“一司两制”的系列改革措施。王春明当时在公司做小车驾驶员。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当过兵，思维敏捷，胆大心细，很有经营管理才能。公司党委的改革举措又激励了他。他自告奋勇请求“下海分流”，组建和承包一个施工队。王春明的请求自然得到了公司党委的支持。经集体研究决定，公司很快批准王春明以个人承包的形式组建“第三施工队”，担任队长，双方公开而正式地签订了“经济承包责任书”。
摆在记者面前的这份“经济承包责任书”，签订日期是“1992年5月21日”，甲方（发包方）为“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五分公司”，乙方（承包方）为“冶金建设公司五分公司三队”（由队长王春明签章）。在这份可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责任书”（合同）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共9项，明确规定：“同意王春明同志组建并承包第五分公司第三施工队，并承认其为经济核算单位”；“第三施工队（乙方）对外可以同时启用第五分公司称号，在企业内部采用费用包干、剩余归己、自负盈亏”……“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共6项，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依法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按章纳税”……双方“承包期限”为“自1992年5月15日至1995年5月15日”。
据当时担任新疆冶金建设公司领导职务的知情人介绍，这份“责任书”已经很显然表明，王春明承包第三施工队（不久后即改为第五分公司）也好，第五分公司也罢，从性质上说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私营企业”，因为除按合同向冶建公司上缴管理费外，冶建公司并未向第五分公司投入资金与设备，所以这跟冶建公司所属的一至四分公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
风云突变，改革先锋成了“贪污犯”
王春明在与冶建公司签订“责任书”后，激情满怀，雄心勃勃，决心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干出一番事业来。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员工的情况下，他四处筹措资金，招募人才，承揽工程，很快就拉起了一干子人马，并形成相当规模，利润丰厚的工程自然也接踵而至。
从1992年5月至1999年1月这短短7年半间，王春明承包的“第五分公司”不但经营有方，名声大振，而且总计给国家和冶建公司上交税金、管理费达600多万元，还置下了整套的建筑机械设备，数十间建材商铺和办公室，安置了冶建公司分流的28名富余职工，1998年10月，王春明又另外注册了一家“利特公司”，兼营拥有250亩土地的农场。
由于王春明的率先创业承包，为国家创利，为企业分忧，1996年，他个人被评选为冶金建设公司“生产标兵”，又被作为“先进生产者”推荐出席了新疆钢铁集团职工代表大会。冶金建设公司也因为在全疆率先实施“一司两制”的改革方案，才1年多就摘掉了连续6年亏损的帽子，其推动改革开放的人物和事迹（包括王春明及五分公司）被上级和媒体宣传、报道，受到了社会的好评，其经验也被广泛推广、借鉴。
然而，就在王春明信心百倍准备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时，一场无妄之灾正悄悄向他和他一手创建经营的五分公司袭来。有人举报王春明侵吞“国有资产”，他在不知不觉间被检察机关立案、侦察。
1999年1月，一个寒气袭人冷风刺骨的日子，王春明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犹如当头棒喝，令王春明晕头转向，一时不知所措。刑拘刚满11天，王春明就被宣布正式“逮捕”。
然而，同年11月4日，检察机关的公诉“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审判机关驳回。一周后，王春明被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将近1年的关押，使年富力强的王春明身体已经出现了百病丛生和心理失衡的病状。好不容易被“取保候审”，王春明刚回家休养了两个月零5天，他再次被检察机关逮捕，时间是2000年1月17日。还没等王春明从惊恐万状中回过神来，两周后，他又被“取保候审”。
王春明如坐针毡地在家呆了4个月，他第3次被检察机关正式逮捕。时间是2000年6月12日。
代价惨重，公也亏私也损症结何在
2000年10月20日，检察机关仍以“贪污、挪用公款罪”向人民法院对王春明提起公诉。2000年12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诉讼中，由于企业性质、承包及事实、证据不清，法院准予公诉机关撤诉。
检察机关虽然撤回了起诉，但王春明仍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1年11月22日，他才被释放，获得了人身自由。屈指算来，王春明从第一次被“刑拘”到最后释放，他在森严的看守所断断续续被关押了3个年头。
那个寒冷的初冬，王春明刚从看守所出来，就直接住进了医院。长期的关押，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脑血栓，并导致半身不遂，精神状态极差，几乎无法与人做正常交谈。
在王春明罹罪和关押期间，他原本温馨幸福的家庭，也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歧视和磨难。其妻王姣被迫下岗，正在读书的儿子也因有个“贪污犯”父亲，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由于财产被没收，又失去了经济来源，王春明一家的生活连续多年陷入极度困窘的境地。
更为可惜的是，王春明自罹难后，他创建的五分公司被冶建公司收为“公有”，本该属于他个人的巨额财产也一直被无偿侵占，积累了多年的家底也在两年间被全部吃光，最后竟然到了给职工发不出工资的地步。照冶建公司原搞“一司两制”改革的老领导的话说，“想当年，五分公司是白日机车轰鸣，夜晚灯火通明；如今是空屋走鼠，荒庭飞鼬。”“改革成果荡然无存，好端端一个大型建筑队竟然步入自治区‘特困’企业行列。”
奔走呼号：何时才能还我合法财产和公道
据王春明介绍，他本人虽然早在2001年11月22日就恢复了自由，然而，直到2003年3月28日，他才“好不容易”拿到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理由是：“认定王春明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令王春明困惑不解的是，这份决定他人生命运的“不起诉决定书”，竟然是2001年12月24日做出的，距送达当事人手上已经超过了整整1年零3个月。由于时隔太久，王春明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虽然感激，但始终无法高兴起来。他质问办案人员：为什么收件时间迟了这么久？办案人员满不在乎地说：这没什么问题，可以以收件时间为准。
王春明自获释后，一直在为洗清自己的冤屈和讨回属于自己的财物，四处申诉，奔走呼号。他的案情也得到了上级检察机关、自治区有关领导乃至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批示，还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扣押、冻结。”然而，检察机关虽然对王春明做出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也已经半年了，但除今年4月归还了扣押他的17.1万元现款和一辆桑塔纳轿车外，其余的189万元（其中包括一笔9.8万元奖励基金）和250亩土地及承包合同等，尚无着落。当王春明向检察机关索要时，办案人员称,其余的追缴款已发还冶建公司，你可以直接找冶建公司。王春明却认为，案子是你们办的，人是你们抓的，钱又是你们扣押的，出具的条子上盖的是你们的公章，我不找你们，找谁？为此，他没少跟办案人员发生争吵，最近一次患病住院，他也是在检察院和办案人员发生争执后引发的。
就王春明的案件，记者特意走访了有关法律专家和冶建原任主要领导。他们都认为，王春明一案的疑难，主要在于弄清楚两点：一，他当初究竟是集体承包，还是个人承包？二，王春明承包后创造的企业财产，究竟是“国有资产”，还是“私人财产”？从现有的证据和时任冶建总经理张某、党委书记徐某、总会计师姚某和总经济师曲某等人的证言看，可以肯定，王春明的承包属“个人承包”。在王春明的个人承包前后，无论是“第三施工队”，还是其后的“第五分公司”，均未得到国家（即冶建公司）一分钱的投入，全靠王春明个人筹资发展积累起来。除了依“经济承包责任书”规定该上交冶建但尚未上交的管理费是属于“国有财产”（事实上，王春明并不欠交管理费）外，其余均应为王春明的承包合同规定的合法收入。既然王春明是“个人承包”，承包的又是在“一司两制”改革中允许存在的“个体私营企业”，他就根本不具备贪污、挪用公款的主体资格。
编辑 赵世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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