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记住



	让我们记住－－2003年春天中国抗击非典不完全纪录
	http://www.gcmag.cn 2003年第6、7期《光彩》杂志本刊记者杨年强按照前几年的规律，3月的北京，应该是沙尘暴肆虐的日子。但今年似乎有所不同，嫩绿已经爬上树梢，对沙尘暴已经有了足够心理准备的老百姓却没有看到它的如期到来。气象专家说，今年的沙尘天气可能会少于往年。于是，心里充满了喜悦的皇城根的老住民一如既往地聚在胡同口，津津有味地议论着刚刚开完的“两会”人事变动；而更多的人则守在电视机旁，目不转睛地收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不间断的伊拉克战争直播；高校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今年将毕业，就业形势严峻。于是，大学生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各种招聘会，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而小有积蓄的年轻白领们则已经在为马上就要到来的“五一”长假，寻找最佳出游路线和最合适的同性或异性伙伴……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列车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推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第一季度，我国GDP的增长率高达9.9％，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42.4％，居民存款增加了7582亿元；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24家，比去年同期增长36.61％；实际使用外资130.86亿美元，同比增长56.72％……总之，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春光明媚的背后，却正在酝酿一场惨剧。一个幽灵——一种后来被人们称为SARS的病毒——已经悄无声息地降临到华夏大地，并开始摧残同胞的健康甚至生命。可是，已经习惯了幸福、祥和、安定生活的人们，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高官，甚至医学专家，都没有意识到一场巨大的考验已经迫近。　　正是春天，这种早在去冬即已在广东发病的可怕的病毒飞速地蔓延，并且迅速地传播到北京。紧接着，全国31个省市中总共有26个省市先后“沦陷”…… 一　发病 2003年的春节，广州很多医务人员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就在1月31日，马年除夕之夜，广州市卫生局一纸“指定非典型肺炎病人收治医院”的紧急通知改变了这些白衣天使们的过年计划。　　这天傍晚，广州中山三院收到了转来的3名患者，其中包括一名10岁的男孩；广医一院接收了4名非典型肺炎病人；广州市一、市二、市八医院，省中医院，市胸科医院，一七七医院……几乎所有的大型综合医院都收到病人。　　实际上，此时距广东出现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后来的调查显示，早在去年11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曾收治过此类病例。一位姓庞的先生2002年11月16日晚发病，11月20日住院，2003年1月8日治愈出院。最初，他被认为是第一例非典患者。但后来人们发现，更早的病人来自粤北的河源市紫金县，一个名叫黄杏初的厨师患了这种病症，并感染了8名曾经救治过他的河源市的医务人员。按照时间的先后，黄杏初后来被广泛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报告患者”。　　因此，随后才得以了解到所有这些情况的广州人终于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种传染性极强，持续高热、干咳，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白肺”（双肺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均不见效，与普通肺炎不同的“非典型肺炎”正在大面积传播！　　更新的消息还在不断地敲打着广东人脆弱的灵魂：2月3日，转送到广医一院的病人骤增到21人。同一天，虽然省卫生厅成立了非典型肺炎领导协调小组，但当晚，那个病情严重的10岁男孩不治身亡！　　不仅如此。在羊年新春刚刚到来的时候——2003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广东迈入了可怕的非典型肺炎发病高峰期，佛山、河源、中山、深圳、广州等地均出现疫情，且大部分集中在广州地区；发病率从年前的每天不到10例迅速上升到40至50例！　　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种种传言层出不穷。　　但此时，平日里很惹眼的广东媒体却因为种种原因，集体失语。但不少人还是从香港媒体上不断看到“珠三角爆发夺命肺炎”之类的报道。2月8日，春节长休后的市民正式上班，有关非典型肺炎的传闻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传播。　　广州突然变成了一个恐慌之城。　　抢购风潮迅速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板蓝根很快就脱销了，白醋竟然最高喊出了每瓶千元的天价；满大街男男女女都戴口罩；向来以好吃、能吃、会吃闻名天下的广东人，已经谁也不敢光顾那些遍地都是的海鲜城、野味馆了。　　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向媒体通报了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广东共发现305例非典病人，59人康复出院，5例死亡。市府有关领导还表示：广州有信心应对任何疾病的挑战。　　这一消息后来被国内媒体普遍报道。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并没有引起倾力追踪。　　在北京，非典型肺炎更多地被人们视为发生在遥远南方的一次仅有305人患病、5人死亡的新闻事件。即便是某报转载的“毒王”一人传染了几十人的整版通讯，也只使北京人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而这时，广州各报终于打破长时间的缄默，开始对非典大篇幅报道。有关部门也组织了大批抗病毒的药物来平抑市场，针对白醋、口罩的抢购风潮基本平息。　　但令人头痛的是，12日下午，新一波针对大米、食盐的抢购风潮又不期而至。“大米老太太扛一袋，年轻人扛两袋。”“有个家伙骑辆摩托车，后面驮着一麻袋的盐。” 　　广州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次日凌晨，13个联合执法组开赴全市的农贸市场和超市，对食盐、大米等进行检查。米盐供应随即恢复正常。　　在这之后，广东的媒体开始活跃起来。呼吁广大市民不要信谣、传谣，要相信政府，让广州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广州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的平静期。　　2月17日，广州129万中小学生、26万幼儿园小朋友按时正常返校上课。这似乎在告诉人们：在这场狙击非典的战斗中，广东已经稳操胜券。　　2月18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宣布，非典的病原体为衣原体。但这一结论却马上遭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非典型肺炎防治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的质疑。此后，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科研人员发现，非典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首先在广东发现的疾病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即后来我们熟悉的“SARS”。二　误诊到2月下旬，广州媒体同全国所有的主流媒体一样，把宣传的重点转到了“两会”新闻上。“非典”又一次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于是，人们看到：操着粤语的旅游团队在各地随处可见，商务往来没有受到限制。第93届广交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　　于是，人们听到：广东的官员在记者会上说：“广东人口7000万，仅6个城市300多人染病实属小问题。” 　　医学专家、在本届政府中得以连任的卫生部前部长张文康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时也言之凿凿：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绝大部分患者已经陆续康复出院。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知道一些“小道消息”的人对卫生部长的讲话表示怀疑。但张文康真正遭到更大范围、更激烈程度的诟病还是他在4月3日的讲话。　　这一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张文康“以卫生部长的名义”，“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而且，他在回答不同记者的提问中，反复强调“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他还说，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当日，新华社以《中国是安全的》为题，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新闻特写，被媒体广为刊载。　　于是，中国的非典疫情就这样被定下了调子。　　4月10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继续了张文康的乐观说法。他表示，当天通报的疫情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目前能够确诊的病例的数字，包括广东、北京、山西等几个省市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截至4月9日，中国大陆共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290例，其中广东1213例，山西32例，北京22例。　　而这之前的一天，在广东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方面负责人针对记者的提问表示，“五一”期间，广东人还是会出去旅游的，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4月12日，北京市长孟学农对日本客人表示，北京出现的22个非典病例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作为北京市的卫生局长，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北京不存在非典流行问题。” 　　在这种基调下，4月15至20日，第93届广交会如期举行。但仅有164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0多位客商与会，累计出口成交额也只有44.2亿美元，均比去年春季广交会到会客商逾12万人、出口成交额168亿美元有大幅下降。三　传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些情形，很容易想到成语“讳疾忌医”。其实，与其说这是由于轻忽才导致的误诊，不如干脆说是由于思维惯性、官僚作风而撒下的弥天大谎——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纸里包不住火，面对越来越严峻的非典疫情，即使是“部长的名义”也显得十分苍白：国际卫生机构不相信，境外媒体不相信，普通老百姓也不相信。　　就在有关人士大谈特谈“中国是安全的”、“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北京的疫情传闻早已不胫而走，手机短信在被疯狂地转发，大家都在传播哪个地铁站“被污染”了，某某大厦的第18层被封了，某某大学发现了17名非典病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消息；　　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和抗病毒口服液开始走俏，单位里也开始发据说可以杀菌的檀香、藏香以及久负盛名的84消毒液；　　有人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据说可以预防非典的中药处方，开始熬制中药——此举到4月8日，随着《北京晚报》刊出著名的呼吸热病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姜良铎、周平安教授开出的中药处方而盛行一时，中医院、同仁堂甚至每一个小小的药店，都排起了购药长龙。由于众多的购药大军的支撑，河北安国、安徽亳州等著名的中药材市场药价飙升，尤其是专家开出的“八味方”，涨幅最大：贯众由平时的0.8元最高涨到100元（每公斤批发价，下同），佩兰从0.7元最高涨到100元，连翘从6元涨至40多元，苍术从4元涨到110元，金银花从20元涨到350元，沙参从7元涨到45元，防风从3元涨到120元，霍香从3元涨到50元，黄芪从9元涨到30元，白术从6元到30元。　　与此同时，笔者的家乡，湖南省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小县，因为有数以万计的民工在广东打工，因此，有关广东患疫的传闻甚嚣尘上。小妹打电话告诉我，县城里的食醋竟然也卖到了每瓶100多元的高价。　　与此同时，“天子脚下”的神通广大者将自己从各种不同渠道了解到的有关疫情一点一滴地披露出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非典正在猖狂进攻的真相—— 　　4月8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某教授因感染非典死亡。因为缺乏必要的隔离防护措施，很快，他的家人先后发烧住院，他儿子的工作单位和他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也同时成为“重灾区”。4天后，中财全校停课。　　一篇在网上被广泛传阅的《中财非典亲历》这样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混乱：“惊惶的人流拖着行李涌向校门，放眼望去全是白花花的戴口罩的逃难的同学，一个又一个的寝室瞬间都空了，仿佛某个好莱坞大片的情景一样。” 　　在收治北京第一例非典病人期间，302医院先后有15位工作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　　随后，301医院发现感染病例。　　后来的查证也表明，天津发现的第1例非典患者曾在302医院就医。这就是说，天津在北京疫情的冲击下“沦陷”。　　一名在北京佑安医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的医生，感染非典后返回家乡，从而导致内蒙古“沦陷”。　　…… 　　与此同时，境外的疫情也不断传入我们的耳朵：　　香港失守。公立医院出现局部瘫痪，患者抢救连告无效，尤其是淘大花园总共有320位居民集体感染，占到了后来整个香港患者总数的近两成；　　新加坡失守。所有学生，包括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全部停课，60万学生不得不躲入自己的家中；　　加拿大失守。尤其是华人集中的多伦多市，很多华人因此成为被嘲讽甚至攻击的对象…… 　　但中国依然缺乏真实的官方消息。　　这时，一些西方媒体继续追踪北京非典患者的扩散情况，并把北京渲染成一座“恐怖之城”。而一贯坚持反华立场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在3月31日这一天，则公然宣称“隔离中国”，以致“西方主流媒体利用中国防治SARS前期工作中的失误和对国际的不利影响，对中国进行密集、大量的负面报道，形成了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华舆论浪潮”（著名学者胡鞍钢语）。　　而此前的3月12日，以旅行建议、派遣专家、研究和临床治疗为基本职能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向全球发出了SARS疫情警报；其后专家组到达北京，并赶赴广东调查疫情。　　3月下旬，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不过这一消息并没有见诸中国的报刊。　　4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曾一度宣布取消北京的疫区身份。与上一次被确定为疫区不同，这一次，卫生部公布了这一消息，各大媒体和网站也都作了相关报道。　　但是4月6日，也就是在卫生局长金大鹏充满信心地宣布“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城市”的同一天，国际劳工组织技能开发司司长派克·阿罗，一位据称在泰国感染非典的芬兰人在北京地坛医院去世。阿罗的死，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非典疫情的关注进一步加大了。　　4月9日，WHO代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提出重新调查非典疫情是否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　　4月11日，WHO再次将北京列为疫区。但是卫生部并没有宣布这一消息，国内所有媒体对此又一次保持了沉默。　　但事实证明，信息封锁和刻意的掩饰终于让北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　确诊当国内所有公开的声音都一片乐观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音”。　　前文已经提到的、因为非典而现在国人无人不识的钟南山院士就坦率地质疑张文康：“从医学的角度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病源都还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 　　而对于中国非典疫情的最后确诊，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专家组成员、我国著名的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学科带头人蒋彦永教授更是功不可没。《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说：“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怎么评价这个老人的作为都不过分。” 　　依据《财经》杂志的描述，我们得以了解到在那个特殊时期，这位已经72岁高龄的老人当时所做的一切：　　4月3日，蒋彦永从电视中看到张文康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地表态：“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并称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而死者仅为3人，且全都是“输入型病例”。蒋彦永的第一反应就是：卫生部长在说谎！　　因为他早已了解到，早在3月2日，他所在的301医院即接诊了华北（也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一个来自山西太原、从事珠宝生意的27岁的女个体户徐丽（化名）。她在2月中旬到广东进货时被感染，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治，久治无效，便决定“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于是来到了北京301医院，后又转入302医院。她的父母均因她的传染而在北京去世。　　不仅如此。3月底，蒋彦永还从一些相熟的专科医生口中，吃惊地获知：仅解放军309医院一处，就有近60例SARS病人，而且死亡人数达到五六例！　　4月4日，在做了进一步调查和核实之后，蒋彦永将一封署名信寄给了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对张文康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并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4月8日，蒋彦永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说实话，要死更多的人。　　11日下午，蒋彦永又找到301医院政治部的领导，表示愿意与卫生部的领导核对数字。如果他错了，接受处分，否则请卫生部加以纠正。他还提出：卫生部长应该引咎辞职。　　各种消息从国外传回国内。更多的报刊报道了蒋彦永的署名信件。　　蒋彦永名声大震。在后来出现的“SARS英雄榜”、“非典时期非常人物排行榜”中，他都以敢说真话而榜上有名。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再次举行有关SARS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会议的主角原本应该是卫生部长张文康，但众多新闻记者等来的却是刚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位置上履新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会上，高强说：“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而且北京另有疑似病人402例，死亡18例。而4月14日，官方公布的数字还只是37例。短短4天，一下子飙升了近10倍。人们评价说，中国疫情报告得以有如此改进，当然不是蒋彦永一人之力，但他的行动，特别是最初的署名信件，确实至为关键。　　4月20日晚上，新华社公布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党内职务的消息。之后的两天（22日），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调任北京市代市长；又之后4天（26日），吴仪副总理兼任卫生部长。　　4月20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五　转机无疑，勇敢者的挺身而出破除了中国非典疫情的迷雾，但真正的转机则还是在于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在执政上的亲民风格和务实措施。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当胡锦涛总书记看到人民的生命健康正在受到威胁时，他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3月18日，才刚刚当选为共和国第6任总理的温家宝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他还说，他深知人生的艰辛和国家建设的艰难，但他有信心达到光辉的顶点。　　正是在这样的亲民思想的指导下，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冒着可能染病的危险，频频到疫区安抚民心、鼓舞士气，并很快让世界看到了全新的面貌，得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认可。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日子里，奔波于防治SARS前线的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行踪—— 　　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胡锦涛是在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来到这里的。人们不仅惊讶于总书记抵达前有关方面并未展开任何清场行动，还对他言辞殷切的话语十分感动：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17日，刚由广东回到北京，胡锦涛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不得缓报、瞒报疫情。　　4月2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人们注意到，会议研究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这是媒体报道中首次提及国务院会议讨论非典问题。　　4月13日下午，国务院在京专门召开了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议，这是国务院首次就非典召开专门会议。温家宝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坦率地承认，非典对我国旅游、交通、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媒体注意到，这一段时间，曾经亲临一线指挥了1998年抗洪斗争的温家宝总理，身影不断出现在医院、工地、商场、街头和幼儿园、中学和大学校园。　　4月6日，温家宝与吴仪等国务院领导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天后，温家宝和吴仪又专程来到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人员，高度赞扬白衣战士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在位于北京惠新西街的某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温家宝向在场的顾客反复强调：我们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完全能够满足市场供应和居民需要，广大群众对此完全可以放心。　　4月26日中午，温家宝、吴仪一行在北京大学农园食堂里与北大学子共进午餐。“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温家宝3次郑重提到了这8个字。　　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让世界看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形象，4月29日，温总理飞抵泰国，参加在这里召开的有关SARS问题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在慰问驻泰中资代表及大使馆人员时，温家宝动情地说：中国抗击非典的任务很重，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最近睡觉，我经常泪流满面。　　泰国总理他信两个月前曾在北京会见到过温家宝总理。这一次，他明显地感到：温总理消瘦了…… 　　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长职务，素以“铁娘子”著称的吴仪临危受命，兼任卫生部长。外电评述说，吴仪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卫生部长，多少有些类似1993年当时的朱基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年，朱基针对内地出现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大幅贬值，曾大刀阔斧整顿金融秩序，稳定金融市场。　　“不要让她高雅迷人的外表使你放松警惕，她可是出了名的难对付。”由国外媒体眼里“难对付”的吴仪对付“难对付”的非典，“第一感觉是心里踏实了，有希望了。”有人这样形容了解中央这一决定后的感觉。随后，网上开始流传一句民谣：“有了吴仪，定能无疫！”民心走向不言而喻。　　5月16日，刚刚还在为抗非典的主战场华北5省区联防联控工作费神的吴仪，率领中国代表团飞抵日内瓦，出席在这里举行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作为继温家宝总理出访泰国后第二个出访的新一届政府高官，与温总理一样，吴仪此行要争取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的怀疑眼光，消除非典疫情为中国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发言时她坦陈：在非典疫情发生的初期，我们对这场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在对从道义、资金、物资和技术等方面理解、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致以诚挚的谢意时，她稍稍离开讲台，向与会代表鞠躬致谢，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改变。　　中国的抗非战斗终于出现转机。六　处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民作风和务实态度确实至关重要，但要真正扭转中国在防治非典疫情中的被动局面，真正降伏令人谈而色变的“毒魔”，让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更重要的，是新一届政府必须开出一张对症、而且要尽快见效的“药方”。　　后来的事实证明，本届政府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他们开出的“药方”很快就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处方一：组织保证　　4月20日，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和孟学农的党内职务，随后又通过人大常委会的法律途径，撤销了这两位正部级领导的行政职务。刚开始，海外舆论似乎并没有料想到这一点。可一旦成了既定事实，这些媒体当即作出反应，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开了高官问责制的先例；还说他们由此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并认为中国抗非典斗争从此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全国掀起了一场“罢官风暴”。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在随后的1个多月里，中国共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到全国近一半的省市区。中组部有关人士说：“这是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 　　虽然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但“治顽疾，用重典”。此举不仅对各级官员进行了警诫，显示出新的领导集体的决策魄力，并极大地起到了稳定人心、唤回民心的作用。由此开始，一系列的变化令人耳目一新：官场上推诿扯皮少了，公文旅行少了，花架子会议少了；号令一出，雷厉风行…… 　　罢官其实只是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尽快有效控制有愈演愈烈之势的SARS疫情。于是，4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防治工作。4月25日，吴仪副总理亲自挂帅，出任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总指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有关部委的一把手出任治疗、物资供应、市场监管等10余个小组的组长。　　坚强的组织保证，使全体中国人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向非典发起了顽强的攻击。　　处方二：公开疫情　　后来的事实证明，SARS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扩散，和最初一些政府官员刻意隐瞒有着直接的关系。　　很多人都还记得5月4日，温家宝在视察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时表示，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战胜本世纪中华民族遭遇到的第一场大灾害。很多人都注意到，温总理将科学与民主相提并论。科学防治广为所知，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科学决策。总理的一席话，让人在感受新一代领导人与时俱进的勇气和能力的同时，也明白了在“抗非”过程中，为什么会有“4.20”这样重大的转折。　　那一天，面对中外记者，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对卫生部和北京市进行了批评。他说：当非典疫情出现后，卫生部没有及时对全国的疫情制定统一的收集、汇总、报告制度，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而北京市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的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他同时宣布，自4月21日起，改过去五日一报为每日公布各地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4月23日，非典被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这意味着，相关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具有法律责任来报告疫情，隐瞒不报则属于违法。　　4月27日，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更表示，将公布隔离区域和观察人数。　　在疫情透明之初，大家看到患者人数急剧上升，也曾一度恐慌，但更自觉、有序的大规模防治行动开始了，而且在不长的时间内显出成效。10多天后，疫情最为严重的北京发病人数开始明显下降。　　及时准确地通报疫情，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使广大民众尽可能多地了解信息、作好预防，同时还争取了国际社会的理解、援助和技术支持。事实证明，“让人民参与”的措施，为早日切断传染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开疫情和5月2日新华社公布361号海军潜艇失事事件，似乎预示着中国新领导人有进行一场“信息革命”的可能。　　处方三：科学防治　　今天，人们对中央确定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16字方针，大多耳熟能详。很显然，战胜非典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但其中，科学防治无疑又是最根本、最关键的一着。　　中央对此做了一系列的部署。　　早在春节期间，除了南方的广东之外，绝大部分国人尚不知非典为何物的时候，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就已经启动了科研攻关计划。2月12日，病毒学家曹务春和祝庆余来到广州，寻找非典病毒样本。在他们眼里，SARS是一场灾难，也是一个机遇和挑战。　　之后，在对抗SARS的战斗中，基因科学站到了最前列。4月15日晚11时，军事医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与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完成了对SARS病毒的全基因测序，这只比世界上最先报道发现SARS基因序列的加拿大研究小组晚了1天；而且，我们的测序结果与之大致相同。同时，科学家们还发现，北京与广州的病毒样本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病毒可能正在快速突变”。　　全基因序列图帮助科研人员迅速地找到了SARS病毒的检测方法，使病人真正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4月16日，军事医科院首先推出了“免疫荧光法”。紧接着，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又成功研制出“酶联免疫吸附检测(酶联法)”试剂盒。　　5月14日，军事医科院将其研制出来的SARS紧急预防药“基因工程人ω干扰素” 独家转让给西南药业。这意味着，针对SARS的一种特效试剂（生物制品喷鼻剂及注射剂）正式投入生产和使用…… 　　今天，虽然我们还没有最后确定SARS病毒就一定源自广东人喜食了几十年的果子狸，但毕竟，这已经比最初的懵懂无知有了质的变化。而这一切，也得益于科学家的努力：4月29日，广东省以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组长单位，由流行病学、病原学、动物学等领域的专家，正式成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科技攻关组病原流行病学小组”，追溯调查SARS病毒源头。　　后来，人们又调查发现，广东最早出现非典症状的患者，都无一例外地曾经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到蛇、鸽子、猫头鹰等禽兽。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林业局与国家工商总局后来联合发出的“停止野生动物市场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绝非空穴来风。　　在治疗非典的药物和临床方面，国内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针对非典病人的病理机理主要是“肺硬”（肺组织纤维化）的问题，钟南山院士带领专家攻关组，首先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病人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的方法给予呼吸支持，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能有效地阻止肺部的纤维化病变；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通过采用这些治疗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　　很多人说，广东的一个庆幸在于，广东有钟南山。　　而另一位74岁的传染病学专家、解放军302医院专家组成员姜素椿教授，则更是在自己身上做起了“生死试验”：在抢救病人不幸被感染的极端痛苦中，姜教授不顾风险，大胆提出注射非典患者恢复期的血清来对抗非典，同时以身试药，并最终康复。正是因为他的无畏与创新，为我国治疗非典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径，302医院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采用血清疗法抗击非典的医院。　　在此次防治非典的战斗中，我国传统的中医药也发挥出重要作用。这首先也是发病较早的广东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他们采用静脉滴注清热解毒中药针剂，并联合使用抗生素；严格掌握激素应用指征；及时针对病情变化按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施治；保证呼吸道通畅和血氧饱和度，对症处理高热脱水等方法，在收治的数十例患者中应用，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而广东省中医院收治的上百例非典患者，在采用中医药疗法后，除7名合并有严重心脑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死亡外，其余105例均治愈出院。　　在中医专家们看来，几千年来中医在治疗“瘟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完全可以成为此次治疗非典的“主力之一”。　　由此，一批中医药专家紧急上书温家宝总理，郑重请求：在此次抗非战役中，“发挥中医重要作用”。5月8日，温总理批示：“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的结合。”当天下午，吴仪副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医药治疗非典的会议。北京市政府立即作出回应，先后开放了13家医院，鼓励中医介入一线治疗，并确定非典定点医院与部分中医医院的对口技术协作关系。6月11日，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兼北京市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总指挥韩德民说，北京市有50％以上的SARS患者接受了中医药治疗，而且效果不错，“因此需要更多地让中医介入SARS临床治疗，并加快中医药治疗SARS的理论研究。” 　　而且，中医介入非典的治疗，还有一大优势，就是非常经济：“完全中医治疗的每个患者平均只花费5000元，而西医则至少3万元，严重些的要10至20万元；在香港，这个数字则是30万港币。” 　　…… 　　科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昌明，在人类征服自然、战胜疫病的历史上，科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处方四：融入全球　　4月20日这一天在中国“抗非”历程中所具有的转折意义还包括：打这之后，中国的“抗非”事业融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在度过了最初的一小段被动时日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马上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决策，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及时、准确地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大陆的疫情发展情况；　　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华考察、指导；　　与国际科研机构联合攻关；　　与国际社会不断沟通，寻求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其中，又尤以6月初胡锦涛主席应邀访问俄罗斯、出席在法国埃维昂小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温家宝总理4月29日参加在泰国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吴仪副总理5月16日在日内瓦出席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最为成果卓著，引人注目。　　国外媒体评价说，对中国新的领导集体，SARS的确来得不是时候。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通过求新、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外交手段，内外兼修，全面提振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采。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做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美国总统布什就曾主动打电话给胡锦涛主席，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防治SARS方面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紧接着，5月6日，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打电话给中国副总理吴仪，承诺将向中国增加抗击非典的技术援助。而德国、法国、新西兰等众多国家则先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急需药品、器材和资金。　　国际社会乐观地预计，在征服SARS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对某些体制和外交取向渐次进行调整。在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会表现得更加友善、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与合作。七　抢救当我们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出了一系列的狙击非典疫情传播的“处方”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救死扶伤、不将非典疫情全面控制决不收兵的战斗打响了。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任务最艰巨、影响也最大的当数首都北京。　　由于此前工作失误所产生的巨大惯性，更由于SARS传播的速度实在是太过迅捷，4月20日之后的一段日子，对每一个北京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继4月20日卫生部公布北京已有SARS确诊病人339例之后，北京的病例持续上升：21日，北京报告确诊病例143例，疑似病例610例；22日，确诊病例106例，疑似病例666例；23日，确诊病例105例，疑似病例782例……尤其是到了4月29日，北京当天报告的确诊病例达到了创纪录的152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北京以累计1347例确诊患者的数字，首次超过广东，“跃居”全国人数最多的非典疫区！海淀、朝阳、通州等区县成了人们谈虎色变的地方。　　随着疫情的蔓延，北京人心中的恐慌也在迅速地扩散。　　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戴口罩的日子”；　　越来越多的人决心不乘坐公交车和地铁，而不管远近一概骑自行车，带动自行车销售甚至修理的行情一路看涨；　　越来越多的单位准许员工“在家办公”，以致以前十分拥堵的二环路、三环路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城市主干道畅通无阻；　　越来越多的手机短信在更疯狂地转发，其中包括后来被证明完全是谣言的“北京4月25日封城”、“今晚飞机洒药，请将门窗关好”之类…… 　　而更紧急的是，这时候，北京大范围地出现了后来被有关人士称为“集中购买”的抢购风潮。笔者4月23日的日记，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传说北京后天要封城了，人心更加惶惶。不断有人提醒我要储备一些生活必需品，且不断有消息称北京市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抢购风潮…… 　　“下班后我下定决心去一趟××购物中心。甫进大门，眼前的一切令我目瞪口呆：虽然所有的售货员都按规定穿上了白大褂、戴起了白口罩和白帽子，显得整齐划一，但因为黑压压的抢购队伍实在是太庞大了，便明显让人觉得售货员就像是浪潮中的白色小帆…… 　　“副食柜台、海鲜柜台、洗涤柜台，全是摩肩接踵的购货大军；买米排大队，买盐排长龙，方便面的架子是空的，食用油没有了，一次性手套来不及开箱，售货员就把纸箱抠个洞往外掏；想买鸡蛋，没有，想买牛肉，没有，但终于买到了几袋速冻水饺…… 　　“西瓜涨价了，黄瓜涨价了，西红柿也涨价了，就连极普通的白萝卜居然也涨到了4块钱1斤！　　“还是回家吧。　　“回家后向老婆感叹：北京人都疯了；如此下去，不出十天半月，北京的秩序将不复存在。” 　　但我其实只是杞人忧天。北京人的抢购风只持续了短短的两天。两天后，在主流传媒翻来倒去的辟谣声中，在一车车源源不断地运进超市、摆上货架的日用品里，烟消云散了。　　这得力于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强有力的宣传和管理，尤其是代市长王岐山的实干精神。　　有“救火队长”之称的王代市长是4月22日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的。　　王岐山到北京时，北京电视台正在热播新版《射雕英雄传》。《南方周末》形容说，他的亮相也像一段武侠传奇：满城人惶恐不安，一条汉子拍马而来，人未到而声先闻：休要害怕，大风大浪，俺王岐山跟您一起扛。　　还有的媒体则煽情地说，这叫“悲情英雄临危受命”。　　4月24日，王岐山主持召开了就任北京市代市长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在会上，他强调，当前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如实反映实际情况至关重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能“贪污”信息。他借用古人的话说：“军中无戏言！”至今让很多老百姓记忆犹新。　　4月25日，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在京成立，王岐山是北京组组长。　　王岐山非常之果敢自信。他总是在鼓励下属：“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有效率、果断的政府会给人民带来非常强的信心。”在回答境外记者的追问时，他强调：“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在北京街头，他宽慰市民：“咱北京人什么没经历过？不都扛过去了？” 　　王岐山还非常细心。上任伊始，他就提出“防非必须大题小作”。他这个“小”字指的是“从小处着手”。于是，人们从电视中看到，就连医务人员的防护服“到底穿几层，哪层穿在外面哪层穿在里面”的细节，王岐山都顾到了。因为他明白，只有保护好一线医护人员，才能有力地与非典疫情做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也正是从这时起，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治措施：　　4月23日，北京市所有的中小学、幼儿园宣布放假两周（后来又延长两周）；　　4月24日零时，在王岐山的直接过问下，北京一大非典传染源，被部分市民嘲讽为“人民疫院”的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正式被整体隔离。这也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整体隔离的医院。同一天，中央财经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两处宿舍楼也被隔离控制。之后，被隔离的人数节节攀升，最多的时候高达27000余人；　　从4月24日开始，各部门打破常规、协同作战、立体施工，只用了短短七天七夜，就在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区的小汤山建起了一座占地122亩、面积达25000平方米，并设有500多间病房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专门用来收治非典病人。与此同时，随着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支由1383人组成的特殊战斗部队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组建完成，开赴小汤山医院。5月1日深夜，这里开始接收第一批非典病人。到6月20日，这里共收治非典患者672例，占到了我国非典患者总数的1/7，且只有8例死亡，而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　　4月25日，首都高校实行教师不停课、学生不停学、师生不离京政策；　　5月6日，北京将此前全市设立的123家医院发热门诊进行了整顿和规范，只保留了63家条件较好的医院发热门诊，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发热门诊出现的交叉感染问题；　　5月8日，北京首次公布了16家定点非典医院。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表示，今后，北京市其它医院收治的确诊病人都将转运到这些定点医院；　　5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全面部署北京防治非典的“五月攻坚战”。其中，落实“两提高，两降低”（提高非典患者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和医护人员感染率）成为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 　　5月13日，在北京市防非联合工作小组第6次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张茅说：“这些有力措施，不仅确保收治的完成，还能够使我们在切断传染源、提高医疗救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指导北京和全国各省市的非典防治工作：　　4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五部委联合召开了保障防治非典医药用品供应，加强价格和质量监管，维护市场稳定的电视电话会议，发布了五部委的紧急通知；　　4月22日，财政部应国务院的要求，将非典防治经费的预算上报。次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启动国库支付系统，从预备费中安排了20亿元资金，专门成立了SARS防治基金；　　4月24日，就在北京发生抢购风的第二天，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出现在北京崇文门菜市场。他说，商务部已经采取了5项措施，确保基本生活物资和防治非典重要物资的市场供应；　　4月30日，国务院派出第5批督察组，配合西藏的非典防治工作。至此，国务院已经向内地所有省市区派出了督察组；　　与此同时，全国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加紧建设，“三就地”（健康人员就地预防、有接触史的就地观察、已确诊的就地治疗）原则基本得到落实。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较好地解决了抗击非典过程中面临的3大棘手问题：控制流动人潮、守住校园堡垒、控制非典向农村和西部蔓延；　　之后，因为有关专家在对当时我国内地非典疫区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北京、内蒙古、山西、天津、河北5个省市区的发病人数占到了全国总发病人数的88％至90％。于是，中央开始实施一项包括这5个省市区在内的“联控联防计划”，有人干脆称之为“大北京计划”；　　…… 　　5月9日，北京疫情下降幅度明显增大。当天全市报告的确诊病例为48例，首次跌到50例以下。之后，北京的非典疫情开始进入稳步下降期。　　5月19日，北京非典确诊病例首次降到个位数，只有7例。　　北京的数字一下来，全国的数字跟着也就下来了。　　北京和全国抗击非典的新局面初步呈现出来。八　尾声　　6月2日，全国非典确诊病例首次出现零报告。当卫生部有关官员在每日公布疫情的新闻发布会上报告出这一结果时，台下响起了罕有的掌声。　　这时候，有关人士表示，打完“五月攻坚战”，坚守六月，“预计七月可以全歼SARS顽敌。” 　　但是，专家说，在有针对性的特效疫苗问世之前，我们就不能说非典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所以，笔者的这篇假借一个人患病医治的各个过程为章节名称的文章，其第八节的标题不是情理之中的“痊愈”，而只好勉强用了一个词叫“尾声”。　　因为我国的非典防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神州已入初夏，鸟儿依然在欢唱，绿树依然在茁壮成长。经历了一个白色掩盖花红柳绿的春天，我们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到经济振兴行动上来，并开始研究如何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调查说，非典后大学生对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信赖；　　现在，曾在防治非典一线顽强战斗的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出版了，很多人在传阅的同时，在念叨不幸牺牲的白衣战士邓练贤、叶欣、范信德、梁世奎、李晓红……的名字；　　现在，曾经将“SARS”幽默解读为Smile And Retain Smile（微笑并保持微笑）的人们，再次将它解读为：S表示sacrifice（牺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A表示appreciation（欣赏）——欣赏别人为我做的一切，互相宽容、谅解；R表示reflection（反思）——反思人生的意义；S表示support（支持）——互相支持，共渡难关；　　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了反思，他们在回忆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