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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中国，每年大约有15%的企业挣扎在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急剧增长过程中，企业的商业周期会大大缩短，再加上经济体制转换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中国企业出现崩溃的几率也越来越大。
企业崩溃时，会有一万只脚踩上来 目前一个不公正的现象是，企业崩盘，无论大家说出多少种理由，从财务乃至最后的法律结果看，一定是处理企业家。企业崩溃了，一定要揪出个对崩盘负责的人，那个人只能是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崩溃就是企业家的崩溃。
在西方，一个企业崩溃了，企业家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短暂失业，一段时间后又会被别的企业请去另就高职。但目前中国的企业经营生态环境则大大不同，企业一旦有了问题，几乎所有人会立刻站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立场，与企业家进行斗争。银行是你的敌人，媒体是你的敌人，大众是你的敌人，朋友也是你的敌人。为什么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道理。比如，银行关心责任问题，具体办事人员担心被扣奖金，大家明明知道这个企业给它半年时间就可以活过来，但是谁担责任啊？没法给机会。一般的大众更是幸灾乐祸，看到一个以前高高在上的人终于倒了，还不如自己，痛快啊！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尽管我们现在推行市场经济，但是商人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导。如果到现在为止中国有弱势群体的话，企业家也应算是弱势群体，尽管他们经济上可能很富有。在中国，13亿民众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工人，商人远远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因此，一旦企业出事、要崩溃了，影响到其他人利益的时候，或者无法再继续为其他人提供利益的时候，舆论导向会谴责企业家，企业家则成为人们宣泄情感的垃圾筒。舆论认为，一定要抓害群之马，一定要抓企业家。
令人疲惫的压力 有统计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6年，中国企业家中，仅有记录的、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名自杀身亡。竞争的压力、政策环境的不确定、社会舆论的压力……中国商人面临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这是很奇怪的一年。”谈起2004年，万科董事长王石如此总结。以宏观调控为大背景，德隆、铁本、三九等企业轰然倒下；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均因涉嫌挪用公款，分别被警方拘捕……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协助调查”、“双规”演化成一个纯粹字眼，进而像一场瘟疫，在企业家圈子里流行，搞得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2006年6月，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被调查；2006年10月，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上海国际赛车场总经理郁知非被传“协助调查”……
企业家们普遍承认经营企业本身压力巨大，比如决策、竞争等等，但这是他们乐于承受的。而政策的不确定、社会对该阶层不应有的负面评价等外在因素令他们身心疲惫。
一个企业倒下以后，就会给社会留下“民营企业靠不住”的印象。国有企业一个又一个地倒下，我们的社会已经司空见惯，却偏偏不允许民营企业犯错误，一犯错误，“各种帽子都给你戴上”。
早在1986年，万科就已经明晰了产权，王石及其高管可以拥有40%的股份，但是他没要。“这个机会是我努力得来的，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要呢？”王石说他为此让远在家乡的表弟把王家的族谱拿来，结果发现家族里没有地主基因。“你从来没富有过，突然暴发，你把握不了。而且中国历来存在仇富心态，每次改造都是打土豪分田地，获取胜利果实。”王石的话里可能有玩笑的成分，但其中所含的戒惧让人深思。
压力下的生活 2004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云南昆明翠湖宾馆，来自陕西的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喝掉了两斤白酒，之后号啕大哭。那天，东盛集团签署了收购云南白药的协议。而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位企业家的眼泪。李海仓生前，每当海鑫集团完成一件大事，他都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以李海仓的地位和社会交际能力尚且如此，可见企业家并非尽如人们想像的那般风光。
那个夜晚将是郭家学“永远难忘的一个晚上”。据他说，从那时起，东盛的收购阶段已经结束，今后就可以“很好地做人”。但是，他并不愿意将来让自己的孩子接班。“我绝对不会让他干企业。我们不能让他一辈子处于这种痛苦和压力之下。干企业太痛苦了，我的幸福只是漫长的痛苦过程中的一个瞬间，我是为了那个瞬间而活着。”
2004年，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病去世，中国企业界为之震动。“看到哪个民营企业家自杀、累死，我都倒吸一口冷气，为我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家感到悲哀。”郭家学说。郭与王均瑶很熟。“我们都在想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创办一家员工认同、社会承认甚至在国际上能够受到广泛尊重的公司。”
用哪一个办法缩小贫富差距 总体上，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一旦企业出事，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冷漠的、排斥的、扼杀的办法，而不是救助的办法。中国企业的平均存活时间是3年多一点，而美国是将近8年。什么意思呢？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的社会资产浪费是美国的两倍。危机中的企业就像桌子上的剩菜，是倒掉，下次再吃新的；还是留着，下次热一下再吃？中国社会在处理有病的企业的时候，采取的是把剩菜倒掉的做法，社会成本极大，浪费极高。
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人口、同样的环境，中国究竟是靠什么繁荣起来的？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非常朴素，就是还富于民。还富于民的精神，不是把国家的公有财产重新进行分配，而是把创造财富并拥有其利益的权利还给老百姓。正是在这种朴素而伟大的理论之下，现代中国才出现了企业家这一制度创新的力量。近30年中国经济的长周期增长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导致了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长久不衰。
平均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加深社会矛盾，说得好一点，是把社会矛盾推延到以后。过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验证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让富人少一点，或者让富人变成穷人；另一个是让富人多一点，或者把穷人变成富人。哪一个方法更好？第一个方法很容易实施，短期内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不少人仇富的心态下，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百姓的欢呼声。但这是一个短视的政策，从长远看，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第二个方法不容易做到，却是令社会长治久安的策略。邓小平用的是第二个方法。
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就业机会的平等，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机会的平等。不是所有的穷人和谐了，中国就和谐了。贫穷不会和谐，富足才会和谐。如果没有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主体存在，社会就永远是穷人和富人之争。
所以，中国要鼓励大量的中小企业家涌现出来，出现一大群的中产阶层。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讲的和谐社会是宽容失败，让失败成为一个动力，而不是成为一个精神枷锁。
中国企业家20多年的经历已经证明，不论他们出身多么卑微，毕竟把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带到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步。你不能说作为经济发展主流的中国企业家是一个落后的群体。他们的一些成就，甚至他们的一些失败，都是造成辉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应给予他们高度的宽容，而且尊重他们的地位，然后希望中国企业家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主流，能够引导整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一起和谐地走向未来。
编辑 延川(hej@gcma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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