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这个源自西方宗教的名词，其本身固有寓意已被人忽略。在社会改革、转型、探索的重要时期，几乎无人能摆脱与旧体制、旧法律体系、旧框框撞击的必然性。
　　从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许多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时，同样出现了社会成员大面积违法违纪的现象，较之现今中国转型期的现状可能有过之无不及。当时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了“大赦天下”的国策，稳定了国家政权和社会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府对改造后的一大批国民党战俘予以“大赦”，其中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优秀人才、知名人士，不仅获得赦免，还被安排在国家许多重要部门工作，极大促进了新中国的社会稳定，为“大赦”后的“大治”打下坚实、稳定的社会基础，树立了执政党的良好形象。
　　当然，纵然“大赦天下”不可回避，也不可毫无原则、粗线条地实施。此举非比寻常，若不深思熟虑、慎重行事，同样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同样可能动摇民心，危害社会和谐。当前老百姓对社会中存在的贪官污吏、官商勾结、强夺暴敛等特权阶层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为避免一场社会性大地震，“大赦天下”成为必然。但必须在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前提下慎重实施。
　　大赦之后必须大治。仅仅“大赦”是不够的，它只是一次割除毒瘤的手术，术后必须进行全面的补养治理，才能巩固和促进社会发展。“大赦”为“天下大治”创造了新的机遇，为“大治”铺平了道路，为理顺各种社会关系，重整新的社会秩序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础。国家在“大赦天下”的同时，必须同时“大治天下”。
　　无论多完美的法律制度、行政手段都无法真正遏制违法犯罪，严格说来，任何外力和他律都只能被动地约束人类行为，只有从人的品质和道德层面出发，才能减少各种“原罪”，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大治天下”，政府必须从加强全民道德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快国家各项体制改革步伐及巩固经济体制改革这两方面入手，加快整体体制改革进程。
　　在改革导致社会巨变的今天，所谓“原罪”已远不是某个行业、某个领域、某个阶层孤立存在的问题，它已逐渐演变成某一历史时期，全社会共通性的体制问题。“大赦天下”只是一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救治，“大治天下”才是维护长治久安，促进国家稳定、快速发展的根本之举。

编辑  延川(hej@gcma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