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居东帝汶侨民乘包机撤回
我是浙江建德人，叫杨锡文，2006年5月底从动荡的东帝汶回来。很多亲戚和朋友都来向我打听在那边的情况，于是我产生一个念头：把自己在那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出来，供大家出国时参考。
我学历不高，只有高中毕业，摄影、建筑监理啊也都学过一些。2002年末，有位新加坡朋友提供一个信息：台湾一家公司要在东帝汶建一个工业园区，需要大量懂技术的人手，待遇不错。当时我已经结婚了，男人嘛，总希望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一些。我心里有点活了。
家人反对，说太远了，放心不下。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闯一闯，能赚到钱的话赚了就回来，万一亏掉了也就损失一张机票钱。”加上我哥有出国的经验，知道出国也不像国内想象得那么复杂，我决定闯一闯，于是就和圈子里的另外9个人一起办理了护照。
2003年1月7日早上，10个人从建德出发去宁波国际机场乘坐飞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白茫茫一片。我们租了一辆中巴赶往宁波，行驶到富阳某个路段时，因路面结冰堵车，驾驶员紧急刹车的时候，车打滑，把坐在副驾驶座的我撞到了右边的护栏上，右小腿的剧烈疼痛，使睡着的我一下惊醒。所幸的是右小腿只蹭掉了一小块皮，但车受损严重不能再开了，时间很紧了，我们就近找了两辆小巴，磕磕绊绊好不容易赶到宁波机场，离起飞时间只有15分钟了。
飞到香港转机，晚上就在香港机场候机楼草草打了个盹儿。第二天到巴厘岛，第三天才到目的地——东帝汶首都帝力。
走出机场一看，吃惊不小，心想这里的人肤色怎么这么黑呀，房子怎么这么简陋啊，机场呢，是我所看见过的最小、最差的飞机场。
加班两小时，多发一天工钱。可东帝汶一个当地工人说：我妈妈告诉我，挣那么多钱没用的，一打仗什么都没有了 我先把东帝汶的背景介绍一下，你们可能对那地方比较陌生。东帝汶所在的小岛，名叫帝汶岛，分为东帝汶和西帝汶，2002年以前整个岛属于印度尼西亚，东帝汶于2002年独立，被国际社会承认。西帝汶仍然属于印尼领土。
岛上的气温一般是29～35℃，常年相差5～6℃，所以我一直分不出春夏秋冬。它的特产是石油，储量很大，如果不搞内战，一心一意搞建设，国民经济发展就很快了，再不济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依靠国际援助过日子。
因为连年内战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建筑行业大有商机。你可能会奇怪了，这样一个国家会有多少钱用来经济建设？其实东帝汶成立以后，国际社会给了它非常多的经济援助，政府每年接受援助的钱都用不完。而如果不花完的话，国际社会是会逐年减少援助的，所以一到年底，政府就开出大量采购清单，无论如何要把钱用完。商机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去之前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了。
到了以后，我们的老板Alex Hong就安排我们在一家酒店住下，第二天就开始工作，我负责管理。刚开始我们修复一些被战火摧毁的房子，一直做了8个月。因为种种原因，到2003年8月，当初说的台湾工业园区仍未开张。
幸好有个新的机会来了，有一家名为“2001”的酒店要进行改建，需要一个像我这样懂行的人去管理，我就过去了。
我和“2001”酒店的老板比较说得来，经常在一起分析做何种生意可能会赚钱更快。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商机。当地老百姓很穷，但他们又不愿多干活加班挣钱。我自己就碰到过，在一次现浇楼面的施工过程中，因为混凝土浇捣未到位，我要求所有工人加班2小时，多发一天工钱。这种事情要是放在国内很好解决，钱多又不扎手，但当地工人就不愿意。有位当地工人说：“我妈妈告诉我，挣那么多钱没用的，一打仗什么都没有了。”
当地人一天才赚3美金，吃玉米，基本上没什么菜吃。生活质量不好，因为挣的不多嘛！一般穿拖鞋和打赤脚，住的地方我们更难以想象，用棕榈叶子围成墙，屋顶用金属片遮风挡雨，就算好的了。有的人家只用几根粗一点的木棍撑着屋顶，无门无墙，屋顶上再盖上茅草，反正也没什么财产，不怕偷不怕抢。
但他们生活开支却不小。有些男子娶四五个老婆，我手下就有个当地工人娶了5个老婆，生了20个小孩，虽然平时吃的都是些很便宜的玉米什么的，但家里人口太多了，还是入不敷出。
当地人对新鲜事物又很感兴趣，很愿意买东西，不管质量好坏，能用就行。针对这种现状，我们想到，廉价二手货在当地可能会受欢迎。我们就在公司干活的当地员工中，做了一个调查，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我们需要二手电视机、二手床垫、二手床柜、二手橱柜……”于是我们就组织货源，第一批货从新加坡发进来只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很快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第一批客户。
这之后，我和新加坡的几个华人老板一起，筹资5万美金，办了一个专门批发零售二手货的公司——五星贸易。当时取名的意思也包含了“五星红旗”的意思，希望祖国保佑我们生意兴隆。
2004年5月底，二手货生意开始做起来，第一次股东大会推举我为总经理。
当时没什么经验，一边摸索一边干，货是从新加坡采购的，新加坡国民比较富有，淘汰的东西有时候仅仅因为款式过时了，东西还很新，很受东帝汶人的欢迎。为了宣传，我们在当地每周两期的《东帝汶报》上连续刊登广告，每月光报纸上的广告费就要700美金。
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好卖卖什么，从最贵的厨房设备、二手电脑，到最便宜的女人用的10美分一个的发夹，应有尽有。
很多人偶然到我们店里，忽然发现有二手电视机和二手电脑卖，价格是原来的1/4～1/5，很高兴，不但自己买了去，还要带人再过来买。我们就付他们一点业务费，刺激他们带新客人过来。
生意很红火，当年就收回投资了。只有一次我失算了，我从新加坡专卖店进到一批处理的女装，价格很划算，平均每件才1美金，我们打算卖7～8美金，没想到根本没人买，导致大批量的积压。前些天那边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批货在暴乱中被抢光了。
看到我们赚钱，当地二手货店逐渐多起来了，我就出来自己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名为“杨氏建筑私人有限公司”。我又重新做回了建筑业老本行。
建德同乡吴炳新开的商店被暴徒焚烧了。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生活方面，我们初到那边是处处谨慎，需要添置生活用品和外出工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不敢乱走。后来发现当地人只要你不去故意触犯他们，他们还是很尊敬华人的。
当地人信基督教，比较善良，除了在暴乱当中，之前我没有碰到恶意攻击的。犯罪率也不高，当然喝醉酒闹事的小混混哪儿都有，这不足为奇。
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不通，我们出国前没有经过什么语言培训。当地居民讲印尼语和葡萄牙语，我不可能不跟当地人打交道呀，所以就自学印尼语和葡萄牙语。“崩地呀”（葡萄牙语“你好”），“德里，马嘎西”（印尼语“谢谢”），一个词一个词地学。一开始发音不准，别人听不懂，只好别人说一个单词，赶快拿笔用中文记下发音，就好像“傻瓜英语”一样地学。这个工人教一点，那个工人教一点，在工作中学，没有专门去上过课，当地也没有什么语言学校。
不会语言很吃亏啊，比如那次我们跟菲律宾人谈一个工程，听不懂，等我们找到翻译赶过来，工程已经被别人拿去了。中国人比较吃得起苦，只要过了语言关，到哪儿都不会输给别人。到现在我这两种语言说、读都还可以，书写有些困难。
语言通过了是第一步，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就比较顺当了。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4月底，军人闹事了。
起因其实很简单，东帝汶政府为节省开支，解雇了500余名政府军士兵，约占总数的1/4.被解雇的士兵要求多发2个月的薪水作为补偿，政府没有答应。于是叛乱士兵开始游行，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也没当回事，该干嘛还干嘛。
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建德同乡吴炳新开的商店5月21日被暴徒焚烧了。吴炳新是我们从建德一起来的10个人之一，当时我正开着车，猛吃了一惊，方向盘似乎都握不稳了，马上靠边停车，打电话给吴炳新。电话打通了，他在那头无可奈何地说：“烧掉了，都烧掉了，整个店都被烧掉了。”
第二天我去看他，我看到的情形是，他的店所在的市场七零八落，一半以上的摊位和店面被烧掉砸掉了，东西所剩无几，随身财产基本是等于零了。事后听吴炳新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店被烧后专门去慰问过他，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
这一来我们就很紧张了，到了5月25日下午，有个印尼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叛军今天要过来了，你赶快到我这里躲一躲。他是住在总统府边上的，相对安全。
朋友打电话来时，我刚忙完工作在回家的路上，就马上开车回家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去他家了。
我和朋友分析局势，商量我该怎么办，坚持下去还是暂时离开？
当地中国人有大约五六百人的样子，都是勤俭创业的人。来了3年多，我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也有5万多美金，加上手头上还有3个小工程，走了大概连工程款也别想收了。但事出突然，连几家银行也都关门不营业了，能带走的现金只有身上的一点点。最后还是决定走，因为我听到和看到外面郊区的一些地方开始有暴徒烧房子，枪战，事态正在扩大，所以想先到哪儿避一避。
当晚9点，我们工地上一个福建人没车子回不了宿舍，我还开车送他回去，当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大街上表面看上去很平静，但过于平静了，好像就我一辆车在行驶，我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我的房子是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宿舍兼着办公室，有电脑、空调、冰柜、洗衣机，还有建筑机械，但已经不属于我了 26日一大早，我们就去中国大使馆。到了大使馆一看，当时进进出出的人那叫多啊，一天下来总有个几百人去问的，大使馆的电话此起彼伏，不是手机响就是座机响。好不容易找到个工作人员问问，他说：“要离开的话，联系方式留下来。”当时考虑到最邻近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达尔文，中国大使馆联系了澳大利亚大使馆，准备安排我们先撤离到达尔文。
当时网络非常繁忙，手机打不出去，我和建德同乡吴炳新、朱根富联系不上，没法商量，只能断断续续发短消息联系。
那几天中国大使馆一直在和国内联系。我在朋友家待到27日中午，接到大使馆通知，要求把我和我周边的要求回国的人的名单以短消息的形式发过去，准备回国。当时东帝汶国际航班已经停飞，这样要想离开此地就只能包机了。我想到了我多年打拼的财产，但现在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我索性不去想它，坐在床边狂发短消息，一共发了几十条，因网络不好，也不知道到底收到了几条。
我这人，胆子算大的，又开车去通知我的福建朋友。兵荒马乱的，开车到海边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深震撼，几艘澳大利亚军舰已经停在海平面上，正在向港口靠近，维和部队已经上岸了，他们穿着迷彩服，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队伍中间还有一些女兵。这让我心里有一丝安慰。
从福建朋友家里出来，我就想，这次骚乱也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我们都走了，家里的物品没人照应，回来可能什么都不剩了，不如趁现在还有时间，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寄放到我朋友家中。
随即我带了两辆货车、两个工人回原来的住所。可到了才发现，围墙铁门锁已经被人更换了，连自己家也进不去了。拍打铁门好久，才出来一位当地土人把门打开。我走进一瞧，家里已经被一个印尼人占领了。我的房子是二室二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房东是澳籍华人。
我很天真啊，心想你住就你住，我的东西让我拿走好了。我的宿舍兼着办公室，有电脑、空调、冰柜、洗衣机等。
可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印尼人和土人都有马刀，他们一看我们来交涉就拿刀砍过来。这是我内心深处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害怕，土人一手抓着我的胳臂，一手用刀横着我的脖子，印尼人眼睛像狼似的盯着我，轻蔑地吐出几个单词：“加浪、加浪（印尼语”离开“）。”我当时都吓傻了，只是下意识地点头，不断地说“拜拜拜（印尼语”好的“）”，看到我们这样，他们两人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子才放我们走。
幸好我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备份，否则电脑一丢失，客户资料都没了，这可是顶顶要紧的东西。还有搅拌机、振动机之类的建筑机械，但已经不属于我了。东帝汶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谁占有了就是谁的了。
这番遭遇之后，我脑子反而清醒了，不再有任何犹豫，当即掉头开车回大使馆。当时是5月27日下午2点钟，由我短信联系上的12个人也到了。后来大使馆又增加了5个人，组成一组17个人，由我任组长。
终于看到带有中文标志的飞机了，当我踩上飞机舷梯的那一瞬间，心里终于踏实了，我可以回家了，这不是在梦里 到了晚上9点钟左右，陆续来大使馆要求受保护回国的人数达到了200多。夜深了，大家就在车库里、院子里席地而坐休息，有的人用上了自己带来的帐篷，老人、妇女和儿童由大使馆安排在有空调的会议室里休息。
不管怎样，大家的心基本安定下来了，回到大使馆了嘛，大使馆就是中国领土，我们安全了。
大使馆的周边都有人拿着刀在游行，所有的人寸步不离。一直等到28日晚饭以后，一位大使先生（请原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召集我们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国内已经来消息了，飞机要直接把我们接回家，时间就在明天早上。”大家欢欣鼓舞，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下了。
29日早上7点钟，我们就开始按组排队，等待坐车去飞机场。大使馆早就备好了一辆中巴和几辆小巴、吉普车。将近10点钟，澳大利亚军车和维和士兵就来到大使馆门口，车子缓缓驶出大使馆，我看见路边住满了当地的难民。
在机场一直等到下午，不时有人焦急地看表，抬头仰望天空。终于在2点钟的时候飞机到了，到的时候大家反而说不出话来了，我想也许是经历了这样凶险的暴乱，人心反而变得超冷静了。
那一刻我的念头是，终于看到带有中文标志的飞机了，好亲切好温暖啊。飞机一共两架，均为波音737客机，每架核定座位124个。临上飞机前，中国驻东帝汶大使和我们这些分组长一一握手告别，大使和我握手时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照顾好组员，把大家安全带回国内。我听了心里那个激动就别提了，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已经好几天了，我和国内的家人一直联系不上。当我踩上飞机舷梯的那一瞬间，心里终于踏实了，我可以回家了，这不是在梦里……
包机路线是东帝汶——马尼拉——厦门——萧山。到每一站都有大使、有侨办官员过来慰问我们。全部费用都免掉，没有让我们付过一分钱。对这个事，我们私下也交流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确实是强大了啊，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再后的事，媒体都有报道了，我们安全回家了。
后悔吗？直到现在，我都不后悔去东帝汶，我觉得战争的发生是无法预计的，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意外，这并不是我决策上的失误，况且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你看我现在说出来好像蛮平静的样子，其实很多内心挣扎、内心感受只有当时才能体会。等东帝汶局势平静下来以后，我想起码还要再去一次，我还有一家投资的二手货商店，合约签了10年，现在还有8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