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为了维权，长年奔波，劳民伤财，但收效甚微。悲愤之余，除了检讨司法制度外，还应扪心自问：自己对法律是否真的认识？采取的方法是否比较对头？
　　从技术层面讲，当事人维权，主要存在3大误区。这些误区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浪费了社会资源。
　　

误区一：过于热衷上访

　　本应依照法律途径，通过打官司解决的问题，偏要无谓上访，纠缠政府解决。要知道，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政府的权力是很有限的。比如：面对法律事物，政府确实无能为力。原因是：政府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它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和司法执行权。国有企业拖欠私营企业的账，私营企业讨债无果，只有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不能向国营企业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或其上级政府请求解决，更不能通过上访途径解决。
　　涉法案件，政府的行政手段无权干预，充其量只能转向司法部门。许多上访专业户不解此理，对涉法案件一味上访，结果徒劳无功，得不偿失。
　　一位姓郑的大老板，因企业名称问题，让他伤透了脑筋。
　　原来，他的企业名叫B市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是他所在县成立最早的矿山机械生产企业。凡县里的同行都是从他手下分离出来的。有一个姓何的后生，离开他后，注册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A省B市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等于盖住了郑老板的企业名称，这是郑老板断然不能接受的。
　　按理说，郑老板应当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诉，请求工商机关按照企业名称使用在先的原则，撤销何的企业名称登记，或将何的企业告上法庭，请法院判决何的企业停止侵权。
　　可惜，郑老板没有这样做。他不惜一切代价，先后上访到县、市、省的有关领导，一心指望领导出面，责令何停止侵权。哪知何的企业已成气候了，年产值达4.5亿元，直逼郑老板，且不承认自己侵权。
　　后来在笔者的指点下，郑老板通过法院调解，很快与对方达成协议：何的企业更名为A省B市昌达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此后，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误区二：过于轻视对方

　　笔者曾办过一起棘手案件的应诉工作。说它棘手，并不是因为案情多么复杂，矛盾多么尖锐，而是因为对方聘请的律师名气太大。
　　据称，该律师是某名牌法学院行政法学的知名教授、博士导师、全国著名的行政法学专家，曾参与《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工作，原告花了150多万元的代理费，才雇到他的。
　　在打官司方面，笔者是个无名小卒，社会名气几乎为零。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许多人都觉得，应当请个名律师。然而，笔者不这样认为，理由是：对方律师已经全国第一流了，我们再找高明的律师，恐怕也难超过他。既然这样，不如依靠自身力量。名气只是一个人的光环，小河沟里也常常弄翻大船。
　　法庭之上，名家果然厉害。笔者刚一提《行政诉讼法》里的规定，他便打断道：“你不要与我谈法律，法律就是我制定的。”
　　面对他的骄蛮无理，笔者不慌不忙道：“《行政诉讼法》开头部分说得明白：该法由全国人大制定施行，怎么是由你个人制定的呢？法庭之上，不谈法律，谈什么？作为法界名流，你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法律，而不能假借所谓的名望，去肆意地践踏、蹂躏法律。当年的商鞅，在秦国推行法治，后获罪，逃入一家民宅，请求藏身，这家主人吓得要死，对他说：”可不敢这样做。商君之法，隐匿罪犯者，与其同罪。‘商鞅无地藏身，终于被抓处死。您是法学大家，商鞅死于商君之法的道理，比我们懂得多。虽然您可能参加过《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工作，但只要您今天的代理行为不符合该法的规定，相信法官也不会支持您的。这一点，您信不信？“
　　此言既出，名家气馁。接下来的庭审中，他除了会讲一些不着边际的法学理论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了，因为他在此之前，并没吃透案情。
　　他的表现令原告十分不满。名家的失手，在于过于轻视对方。古人认为骄兵必败，果然如此。
　　

误区三：过于感情用事

　　一位老太太找到笔者，诉说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她今年75岁了，上世纪80年代初，用家里的钱办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经营方便，挂靠在区民政局，10年间，盖了11栋楼，挣了些钱。主管部门的领导看红了眼，向她索贿一套房，她没答应。
　　没过多久，她被捕了，理由是：侵吞集体资产。审判时，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治罪，将她当庭释放。她以为平安了，回到公司，被告知：公司已经充公了，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集体企业，主管部门仍是区民政局。
　　她不敢反对，但要求分割公司财产，被拒绝；退而求其次，要求抽回自家的11万元本金，同样遭到拒绝。
　　她不服，豁出去了，不停申诉，从55岁到75岁，一直持续了20年。迫于压力，区民政局同意返还她11万元的本金，但她不愿意，她主张把公司的资产一分为二，她与主管部门各得一半。但主管部门又不同意，事情因此陷入僵局；她又上访、诉讼，累得筋疲力尽。
　　经多方疏导，主管部门同意：她放弃公司，但将公司资产一分为二，她与主管部门各得一半，以她被释放的那一年公司总资产270万元为标准，因为那一年，她对公司失去了实际控制权。她还是不同意，认为应以当前的资产1300万元为标准。二者分歧极大，不可调和。
　　她又踏上了漫漫的维权征程，后来自感山穷水尽，她表示愿放弃公司，以她被释放那年的公司资产270万元为标准分割公司财产，她与主管部门各得一半。此时，主管部门却不同意了，说她必须放弃公司，最多可拿回她投资的11万元，否则，一分钱也不会给她，让她随便告。主管部门态度坚决，不容商量。她一生气，住进了医院，不几天，医生下达病危通知，提醒家人，赶快准备后事。
　　闻至此，笔者心中一阵酸痛，抛开对她的无限同情，单就技术层面来说，她费尽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落到今天这一地步，除社会原因外，自身因素也该检讨。
　　如果让你从玉米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只许进，不许退，摘一个最大的玉米穗，恐怕你很难保证摘到最大的。这就像人生的机会，稍纵即逝，不会再来。这位老太太的维权路程之所以充满艰辛，且毫无收获，关键在于不善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就好比摘玉米，一心想摘最大的，结果挑花了眼，走到另一端时，竟忘了摘玉米。造成这一不幸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发人深省的，那就是：她的维权，过于感情用事。这样，使她的标准过高，以致事与愿违。

编辑  李海侠(zhao@gcma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