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地一家智库发表名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讨论“李嘉诚撤走800亿资产，名下上市公司注册地全外迁”的问题，文章杀气腾腾地威胁这位著名的国际企业家，引起舆论热议。
如今争议终于有了官方的声音。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最近强调，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声称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开展混改试点。
这是对于“财富转移潮”的隐性暗示——政府不会通过“不让跑”的方式让财富留在国内，而会通过产权保护的方式，使国内形成更好的财富生成机制。
财富之所以要“跑”，从经济上看，无外乎两个原因，或者是国内已无能力生成新的财富，或者财富不安全。
国内有没有能力生成新财富，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制度改革的成败。有的地区贫穷代际传递，无论企业与劳动者如何努力，只能围绕着贫困打转。
奥巴马的母亲、美国人类学家邓纳姆在其穷尽一生所写的《逆境求生：印尼的乡村工业》一著中提出，资本是印尼农村工业中各个部门分层的根本原因，经济发展不起来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缺乏，而是资本的缺乏。
贫困阶层得不到资本和平等的机会，基层社会合理秩序崩溃，一些地区出现黑社会化现象，官商结合成为官商勾结，权贵企业可以大量寻租。同时，知识产权普遍得不到尊重，企业仅以规模与成本取胜，甚至原本被寄以希望的电商也成为价格战的利器，赢利的中小企业微乎其微。当品牌、技术、诚信无法脱颖而出，就会导致消费替代，中国中产收入阶层以上的消费转而追求国际品牌。
中国必须打破这一可怕的内卷化结构。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培育出体面的中产收入阶层，而不是形成食利阶层与赤贫阶层，贫富两极分化。愚蠢地先培育出一个尾大不掉的阶层，而后加以威胁，不如在制度设计时坚持底线原则，减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原罪，同时更好地保护国民的合法财富。
事实上，中国的“移民潮”是多种原因叠加的结果，譬如环境灾难、教育与医疗等资源的不公平配置、国民财富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的环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惹不起，躲得起。
不怕了，资金才能留住，企业家才能安心创造财富。
在另一次会议上，刘鹤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
只有此次混改不被异化为上市圈钱，把对民企管理权与财产权的尊重作为民资进入国企、进入国企的项目的要点，通过一个个案例为民营企业家树立起信心，让法律具有尊严与公平，混改才有成功的基础。
混改必然带来阵痛。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原罪与企业家牵连不清，国企改革时常伴生权贵攫取资产，而公众对清理原罪又有多种解读，有时会被放大为对财产的剥夺。最好的办法并非就此停止清理，而是在清理过程中以法律为重，让司法为财富画出一道宽阔的边界，而不是以洗脑的方式煽动民众的暴戾之气，使违法的权贵阶层戴上受害者的假面继续舞蹈。
对于中国而言，有底线的法治在财富与市场中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