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两年后，上海设立租界，逐渐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煤气、自来水等比较现代化的设施。
据记载，那时的上海“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玲珑，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繁华的大上海吸引着大批“沪漂”来讨生活，小商小贩更是不计其数，反映上海滩黑帮社会的连续剧《上海滩》中的主角之一丁力便是其中之一。
战乱带来繁华
由于租界对华人限制较严，所以很多想做小商贩的人都选择去华界，也就是中国人的地盘，如大小东门、南门一带就相当热闹，可谓“万商云集，百货山积”。据《上海指南》记载：“尤以城隍庙为荟萃之所，摊贩杂陈，特别是小吃摊点，如老回回香豆，豆腐干、韭菜饼。”城隍庙市场瞬间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市场，各种百货、小吃摊数不胜数。
另外，还有专业销售某一物品的商业街，如销售丝绸服装的彩衣巷，销售宁波腌制食品的咸瓜巷、火腿弄，销售食糖的糖房弄，销售鲜肉的杀猪弄，还有集中于董家渡、新闸一带的铁铺、冶坊等，都在演绎上海滩的繁华景象。
也有些小摊贩想做洋人的买卖，不过，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1856年，英租界大地产商爱德华在近洋泾浜的地段用木板搭建起农贸市场，专卖蔬菜水果、食品杂货。这里的小商贩大多是上海周边的农民，自己种自己卖。9年后，另外两位外国地产商拉波尔德里和汉壁礼在洋泾浜开设专业菜市场，肉店、鱼行、蛋禽店应有尽有。后来，菜市场越来越豪华，从露天场所搬到了钢筋水泥建造的欧式建筑里。室内市场很“高大上”，但租金高、管理严。如英美租界工部局征收的摊位费，每月就要两个银元，要知道，此时上海纱厂、丝厂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还不到10元。而且，工部局规定，为了保证卫生，水果必须装入玻璃盒售卖，买玻璃盒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很多商贩纠结犹豫之际，因为战乱等原因，上海更加拥挤了。1862年，上海人口突破50万，到1900年，上海人口已经达到100万。大批进城难民都将摆摊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此时，上海南京路已经相当繁华，“市街广阔，房屋高耸，为沪上冠”。另外、福州路、广东路、山东路也是摩肩接踵。
想在这些地方立足很不容易，一些专门敲诈勒索的“瘪三”到处收保护费，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目黄金荣当年就干过这个。
转眼间到了民国，此时的上海已是位居世界前列的国际大都市，摊贩数量猛增。尤其是抗战期间，难民涌入、工人失业，就连犹太人也在上海摆起了摊。“各贫陋街巷之空地上及里弄内，添设大批不领执照食物摊”。如果你想做旧货生意，这时是个好机会，各种旧货市场大量出现，收旧衣服、旧家具、旧书籍、旧无线电，就连收烟枪的都有。据统计，仅英美租界当局给旧货摊贩所发的执照就有6741户。虹口虬江路从事旧货收购的摊贩达数千人。犹太人也没闲着，在提篮桥的德奥居住区，许多犹太人从事理发服务及鞋帽服装、五金、面包小吃的零售，放眼舟山路，一片异域风情。
这种情况为美国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香烟、丝袜、罐头、塑料包、西药、钟表、唱片、打火机、钢笔等在上海热销。在南京路上，甚至有商贩将美国避孕套吹成气球来招揽生意，1945年底，政府还专门在新康路开设联合商场。不过，好景不长，美货也只风光了三四年而已。
摊贩生计艰辛
在上海滩摆摊和摊主自身资源、商业头脑、经济实力及市场行情息息相关。
比如，旧货生意虽然不愁货源，但利润很低，收入在各行业的摊贩中是最低的；测字算命摊是无本生意，但要置办一身好行头，打扮得像个教书先生，灯红酒绿的大世界附近，便是测字算命的“根据地”；做服务业，如剃头、修脚、修鞋、修车、画像、刻字等都需要手艺，在晚清时，还有专门给人梳辫子的；卖膏药看似不起眼，但也得会忽悠；而说书唱戏的，自然首先得有一副好嗓子。
另外，选择做固定摊贩还是流动摊贩也需要考量，固定摊贩租金、捐税压力大，流动摊贩虽然租金、捐税交得少，但要冒着被警察驱赶的风险。流动摊贩还不能堵塞交通，妨碍市容，污损街道，除走街串巷的摊贩，其他摊贩甚至不能高声吆喝，否则都会被警察取缔，这是写进《取缔摊贩规则》里的条款。
在那个年代，警察也兼具城管的职责，警察一来，摊贩四处奔逃的场景随处可见。呵斥、辱骂、勒索，甚至殴打小贩也都是家常便饭。固定摊贩与流动摊贩之间也会爆发冲突，固定摊贩常常指责附近的流动摊贩抢了自己的生意。
在众多摊贩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卖蔬菜、瓜果与小吃的摊贩，凡是繁华地段，必是小吃摊林立，以各种早点、面食、小菜、点心为多。1910年的《国画日报》记载过卖馄饨的场景：“大梆馄饨人人敲，码头担子肩上挑，一文一只价不贵，肉馅新鲜滋味高”。张爱玲也曾写道：“弄堂马路，叫卖声不绝于耳。‘豆腐——花’！‘豆腐’两字一带而过，‘花’字拉长音”。
上海滩的摊贩收入如何？据1946年《文汇报》记载，一个摊贩每天收入约1000-6000元，基本可养活3-5口人。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通货膨胀率相当高，买菜都要带成捆钞票。
1949年6月的统计数据显示，菜贩月收入折合成大米购买力是195-600斤、修车摊是500-780斤、百货摊是120-1560斤。横向比较，同一时期各大公司的职员工资的购买力则是，永安公司361-1044斤、上海电车公司493- 1445斤、上海自来水公司是515-8 0 2斤。可以看出，摊贩的收入明显不如在公司上班的职员。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抗战胜利后，报贩从头贩那里以每张5分钱的价格批发报纸，零售价则是7-9分钱，每天卖二三百份，也能勉强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在大上海生存并不容易，尤其是居于社会底层的摊贩。1930年以前，石库门的单间，月租为6-20元，根本不是摊贩敢租住的。几年后，石库门的房东学会了打隔断，吸引了小摊贩、小职员、工人、妓女各色人等合租，但环境拥挤嘈杂。此时，更多小贩选择住平房，月租金在2-4元，还有住棚户区的，房间用草席搭建，居住条件更为恶劣，时常与垃圾堆、粪坑为邻。
虽然在旧上海摆摊也能养活一家人，但想如《上海滩》所描述的那样，遇到富家小姐冯程程，以此飞黄腾达，那就是天方夜谭了。在繁华的大都市，贩夫走卒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被报纸笑称为“美丽都市的虱子”，同时也是警察巡捕眼里的“过街老鼠”。
不过，在众多小摊贩中，也有混得好些的，这些小贩回老家时，西服革履、头戴礼帽，而日常摆摊的艰辛和屈辱自然要藏得严严实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