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经济新闻》6 月1 8 日报道，日本迅销集团6月17日公布，“优衣库”品牌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代工厂——深圳市庆盛服装皮具公司（下称庆盛）爆发工人罢工事件，该厂总计900名员工，其中400人由于不满工厂搬迁和无理开除员工，继续留在原工厂，过程中伴有绝食行动。
在此次罢工事件之前，优衣库代工厂就曾因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以及福利不完善等原因爆发过几次罢工事件。1月11日，香港非政府组织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发表报告指出，与优衣库商品生产相关的东莞通威服装有限公司以及互太（番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工厂存在劳动环境问题，对此，优衣库总公司迅销集团在调查后发表声明，承认工厂的确存在超时工作等问题，并承诺整改，包括减少工时，7月起保证工人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改善车间环境并成立工会等。
但时间过去5个月，优衣库代工厂再次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据针对此次罢工，迅销集团虽然对外表示会和平解决，但直至本刊发稿，迅销集团也未针对此次罢工事件作出任何明确说明。
为何优衣库代工厂频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为了解该事件的前因后果，本刊记者采访了在深圳市庆盛服装皮具公司工作的工人王晓东（化名）。
不得不签的加班协议
“优衣库不是我工作的第一家代工厂，这个行业黑得很。”在代工厂混了7年的王晓东俨然一副“老江湖”的口吻。2008年，王晓东跟随已在深圳工作3年的老乡走进广东东莞的一家代工厂，从此过起了“高墙”里的生活。
“高墙”是在代工厂工作的人对其形象化的称呼。“几乎所有的代工厂都有高高的围墙，上面还有尖利细密的铁丝网，每一个出入口都有保安把守，出入必须佩戴工号牌，工作时间没有特殊事由不得随意进出厂门……”刚踏进代工厂时，王晓东还是个20岁出头、血气方刚、浑身有使不完劲儿的毛头小伙子，“为了赚大钱，第一个月我连续干了9天。”9天后，王晓东一出车间就昏倒在地，不得不休息了一天。王晓东说：“在代工厂连续工作十几天的大有人在。”因为基本工资太低，所以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工人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工作。
“刚到优衣库的时候，我负责烫衣服。”王晓东告诉记者，他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1点，有时甚至要到晚上12点，每天需要烫600至700件衬衫，每烫一件衣服只能挣0.29元。“在旺季，一天要烫900件衬衫，星期天也得上班，一个星期连一天都休不了，一个月的加班费仅750元。”王晓东说，“听有文化的工友说，按照《劳动法》，周末的加班费应该按基本工资的2倍算，但公司一直是按1.5倍给我们算的，有时候还以衣服质量不合格为由扣钱。”
为了应付劳动检查部门，优衣库代工厂要求每个工人都和公司签署自愿加班协议，“不签就不给活干”。两个月前，王晓东的老乡小李想找他一起去苹果公司的代工厂，但王晓东觉得自己一直从事服装鞋帽行业，对手机不熟悉，“这种工作不需要什么技术，挣多挣少全靠熟练程度，我刚摸透服装制造的每个工序，换成手机又得从头开始。”小李在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干了三个月就走了。“到苹果公司代工厂的第一个月，小李连续工作了18天，期间他提出过休息，但没被批准。”因为长时间连续工作，小李每天回到宿舍就只想躺着，就算饿得不行也没有力气起来吃饭，因为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小李上班时精神恍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小李还经常被噩梦惊醒。“很多电子零件特别小，所以小李出了很多不合格产品，三个月下来，钱没挣到多少，人垮了。”王晓东说。
恶劣的工作环境
服装品牌顾问刘浩表示，实际上，因为担心海外代工会引起消费群的心理波动，从而引发负面效应，所以奢侈品牌对海外代工一直有所避讳，但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运输成本却是各大奢侈品牌难以抗拒的诱惑。在权衡利弊之后，不少奢侈品公司选择与海外企业签订保密协议，防止代工消息外泄。
“这是绝大多数代工厂在面对媒体时闭口不谈的主要原因。”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亚洲的很多国家如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纷纷成为奢侈品海外代工地的首选。尤其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比如东莞、深圳、温州、杭州等，有难以计数的工厂正在给国际奢侈品牌代加工，在业界人士看来，奢侈品牌在中国代加工早已不是秘密。”刘浩坦言。只要成为代工厂，无论你代工的品牌具有多高的国际知名度，代工厂的身份都在无形中摧毁着中国制造业的形象，贬低了中国工人的地位和待遇。据曾担任广东省商业联合会鞋业皮具产业合作委员会副主席的杨叶林称，因为工作原因，他经常走访亚洲以及欧洲的代工厂，在他看来，欧洲所谓的纯手工的水平，其实在广东很多工厂里都能达到，甚至比欧洲的工人技术还要好。但遗憾的是，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因为中国只能用廉价的租金和劳动力吸引世界品牌的进驻，所以即便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工作量，中国代工厂工人的收入也只是意大利工人的十分之一。
包括服饰、皮包等在内的多个奢侈品牌上世纪末就在中国设立生产线，2004年后，奢侈品牌委托中国制造商加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缩减成本，将生产重心移向中国的奢侈品及国外中高端品牌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代工厂的发展和竞争。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为了保证企业利润，经营者不断压缩成本，降低工人待遇，简化工人工作和居住环境。”刘浩的说法和2014年7月至11月期间香港非政府组织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报告内容十分吻合。在此次行动中，监察方调查优衣库的两家广东供货商后指出，工厂内污水满地、通风差，空气中布满化学气味，室温高达38-42℃，员工热到赤膊工作，挥汗将颜料倒入沸腾又无安全栅栏的染色槽中，厂区漏电、火灾风险高。王晓东说，他工作过的三家代工厂工作环境和报告中写得差不多。
“因为车间不透风，所以刚进工厂时，我总是流泪，被各种粘胶、皮革、金属配饰的味道熏得头晕眼花。”几十或几百个精神萎靡的工人挤在一个闷罐车间里，站或坐在工作台前头不抬、手不停地忙碌着，一遍遍地重复枯燥且单调的动作，间或有人为了缓解疲劳伸个懒腰，但很快就又埋首于高高堆起的产品中，也有人为了驱散睡意哼上几句小曲儿，但很快也消失在一个接一个的哈欠中……这就是代工厂工人一天的工作写照。
“不仅服装鞋帽代工厂如此，手袋厂也不例外。”超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劣再加之代工厂老板缺乏人性的管理机制，代工厂工人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刘浩向记者讲述了2011年44岁的代工厂女工彭水银自杀的事件：彭水银曾是东莞塘厦镇星浩手袋厂的一名工人，这家手袋厂主要为Coach、Diesel等国际奢侈品牌代工，彭水银在跳楼时身上只有四张1元人民币、一部欠费的山寨手机和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房门钥匙。这名在星浩手袋厂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年的女工跳楼身亡后，星浩手袋厂的回应是“和工厂毫无关系，也不可能支付像富士康那么高的赔偿” .“其实在坠楼前的一段日子，彭水银就陷入了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不在食堂吃饭，每日独来独往。如果工厂管理层此时能主动找她谈谈话，开导开导，也许就可以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刘浩感叹说，但遗憾的是，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似乎天生就与代工厂绝缘。
代工厂的工作简单且枯燥，对于每一位工人来说都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
据王晓东介绍，他工作的第二个代工厂是一家为Kate Spade、Burberry、Micheal Kors、Ralph Lauren等品牌代工的手袋厂，在这个厂里，他干了四个月的“包装工”。“活儿很简单，就是把包的内部、外部拉链和包带全部用‘新闻纸’包起来，再用胶带固定。”因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如果动作快，只要两三分钟就可以包好一个手袋，慢的话可能得花5分钟。
“每个小组有5个左右的工人，每天的工作计划量是400个手袋，不过这只是计划量，每天的工作情况都不一样。”按照王晓东提供的人数和工作计划量，记者大致计算了一下，如果一天包400个手袋，每个手袋要包5个地方，一天就得重复2000次一样的动作。王晓东在该厂时，包装部一共有8个这样的小组，每天共计包装3200个手袋，一个月按22个工作日算，则一个月能生产7.04万个手袋。王晓东回忆后说：“实际的量要比这个多”。
“不扣社保的话，每个月能拿2400元左右。”王晓东补充道，那是2012年，现在他有工作经验，每个月大概能拿到五六千元钱。
“不过，伙食、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还和以前一样，有的甚至还比以前更差。”王晓东说，很多包括庆盛在内的代工厂，冬天既没暖气也没空调，工人们常常冻得手脚麻木，想停下来活动一下都不行，因为一旦一个工序跟不上，后面的工序就都会都陷入停滞状态，耽误了活，是要被扣钱的。“宿舍倒是有暖气，但暖气片数量太少。20多平方米的宿舍中，一般住4人，人多的时候会住到6人，晾衣服都在走廊，常常见不到光，所以衣服都是阴干的，碰到梅雨季节，别提多难受了！”
社保缴纳情况堪忧
公开资料显示，庆盛隶属于港资服饰制造商Lever Style Inc.集团利华成衣集团，该集团网站称，公司成立于1956年，旗下还包括利华成衣（深圳）
有限公司和盐田佳智服饰（深圳）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不光给优衣库做代工，还给阿玛尼（ A r m a n i ）、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和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Prada等国际大品牌做代工。“虽然他们接触的都是国际大品牌，但他们做的事可实在跟品牌知名度不搭配。”王晓东说。
王晓东说，很多庆盛的“前辈”都是在公司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老员工，可是公司从2003年才开始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所以很多工友退休后，保险未缴满15年，不能享受养老待遇。“前两年就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问题发生过一次大型罢工，但庆盛一直是口头承诺，并未给出书面回复。”据王晓东介绍，在社保部门的介入下，最终公司给了工人一些补偿，就不了了之。
“现在，公司的社保缴纳情况相对正规了，我熟悉的工人都有社保。”王晓东表示，公司不允许员工私下讨论工资和保险的事，所以他只知道一部分人员的情况，“我们一共有23个老乡，18个人都有社保，4个人还没过试用期，要等到试用期之后公司才给交，还有一个因为公司对其能力有质疑，需要再考察考察，不过也考察了快一年了。”
试用期期间用人单位是否应该为员工缴纳保险？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毫无疑问，试用期内，用人单位是在“用工”，此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也明确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因此，只要用人单位雇佣劳动者开始用工，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无论是否在试用期内。但王晓东显然不清楚这一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3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为4895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5018万，参加失业保险的3740万，参加工伤保险的7263万。也就是说，不到1/5的农民工能够按照法律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之低让人吃惊。
2014年，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针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5家代工厂，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工人社保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这5家工厂坐落在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和东莞。
课题组调查后发现，即使是按法律规定缴纳了社保，具体运作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许多问题，在制度性障碍、强大资本拉扯和工人对社保的认知缺失三重阴影笼罩下，社保最终成了部分农民工的一个“美丽的空梦”。
所谓制度性障碍，是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当劳动者转移工作城市，或想回农村时，交了多年的社保却无法全额转走。
针对这种情况，著名人力资源专家刘红表示，一些企业在为员工缴纳社保的时候会玩很多自以为高明的手段：比如试用期不给员工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不以工人实际工资全额缴纳社保，或者抑制工会在工人社保问题中的作用，在工伤申报、获取工伤保险中制造困难等等，造成法律被架空。“即便201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要求企业必须为所有员工全额缴纳社保，也有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暗自侵害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些看似高明的手段，实际上会为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患。”刘红补充说，一旦员工将其诉至公堂，在注重软件实力和诚信的当下，这类企业将登上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