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招聘广告吸引了不少求职者
新年伊始，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又成了焦点。
2 月2 日，全国总工会（下称全总）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表示，富士康等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过劳死和自杀现象频频发生。针对全总的点名批评，富士康表示不服，并发声明称“员工是自愿加班”。
自愿加班的底线
针对这次事件，让我们先看两组数据。
富士康创立于1974 年，自2010 年1 月23 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起至2010 年11 月5 日，不到10 个月间，富士康共发生14 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这组数据似乎非常符合郭军的指控。
第二组是一份调查数据：2012 年，富士康中国厂区接受了美国劳工协会（FLA） 的采样调查。调查显示，工人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 小时，但72% 的工人不想改变工作时长或者加班时间，仅有18% 的员工认为“他们的工时太长了”。 一年后，FLA 新的调查显示，虽然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没有超过60 个小时的上限，但约68％的工人每月加班时间超过36 小时的上限。这组数据似乎又和富士康所说的“员工自愿加班”比较吻合。
那么，富士康的员工究竟是被迫加班还是自愿加班？
如果是自愿加班，企业是否就可以无限制地放开员工的工作时间？在给全总的声明中，富士康称“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为了证明员工自愿加班的强烈意愿，他们出示了2014 年重庆富士康员工曾因加班太少导致收入下降而罢工的报道资料。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劳资关系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包括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问题，这需要政府的介入调解和劳动法的保护。”
铁道党校专门研究劳动关系的李强对此事的点评一针见血，他坦言，即便是员工自愿加班，超时加班或加班常态化也是违法的。
在富士康的规章制度中有这样的内容：富士康对员工加班问题一直都执行严格的系统管控政策，严格执行“六休一”政策，给予员工充裕的休息时间。对此，李强解释说，劳动法规定，周工作40 小时，月累计延长工时不得超过36 小时，如果日工作8 小时的话，“六休一”必定是超出了标准，即便是富士康依法支付了超时工资，但如果这是工人的工作常态，也是严重违法的行为，有悖于劳动法规定的“五休二”。
劳动法律专家张喜亮也强调：超时工作必须给予员工补休以保障员工的休息权，如果有充分理由不能补休时，才可以用加班工资补偿。这是法律原则，也是法律常识。而富士康把众所周知的过劳死和自杀案的事实概括为“不幸事件”，足以证明其拒绝反省的心态。
不被留恋的工厂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2012 年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表示，富士康代表着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代工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激烈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来维持其竞争力，降低成本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将生产线上工人的劳动效能最大化。
在对富士康长期观察和调研后，潘毅认为，其军事化的管理体系对底层工人身心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是造成工人无助、压抑和绝望的根本原因。”
潘毅同时认为，薪资方面，富士康并未违反中国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资料显示，2014 年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560 元，重庆为1250 元，东莞是1310 元。想要获得更多收入，加班是一个选择。
富士康的员工是否真的热衷加班？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湖南员工黄仟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富士康的工作经历。
黄仟洪于2002 年初进入广东中山富士康工作，2004年8 月离职回乡，在富士康工作近3 年。据他介绍，刚到富士康时，他接受了两三天的工作培训，然后就直接去仓库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每天将外面送进来的货柜用叉车拉出来，拆开来清点数量。如果有产品出货，就把产品打包好，然后再装上车，工作内容和搬运工差不多，不同的是，他还要用电脑做一些资料，这要花掉一半的时间。“其实就是个高级点的搬运工。” 黄仟洪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性质。
黄仟洪表示富士康的待遇一般。当时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300 元/ 月，富士康工厂的底薪是305 元，还有补贴、津贴。而加班费是按照基本工资为基数来计算的，所以非常低。一般每个月的加班时间在100 个小时以上，“我比较懒，加班比较少，最多的工友一个月加到180 个小时，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人，加班加到160 小时以上，这样每月可以拿到1200元、1300元左右。对我来说，除了有几个朋友，工厂里的任何事物都不值得怀念。”
对于富士康频发的跳楼事件，黄仟洪说，其中有一个男同事也是湖南人，才19 岁，叫李海。他家里就他一个儿子，他跳楼后，父母几乎没有想活下去的愿望了。
黄仟洪认为，这种情况频频发生和工厂的管理模式有直接关系。
“不止富士康，很多台湾企业、珠三角的企业都是这样的，一起进去的三四十个人被管理人员故意安排在不同的宿舍和岗位，表面上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就是怕他们串通起来一起跳槽、罢工。”
黄仟洪说，工人在生产线上是不允许说话、不允许接手机的，厂方的说法是手机辐射会影响产品质量，因为都是电子仪器，员工只能被迫接受。“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导致员工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像深圳那种地方，一个月1000 多元能干什么？”资料显示，2013年富士康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的5%，旗下14 家公司均进入中国出口200 强。富士康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
中国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曾带给富士康耀眼的竞争优势，但现在，新一代年轻工人是否愿意成为廉价的劳动力？
黄仟洪说，至少自己不会接受。
冰冷的的制度，毫无人情味的管理阶层，没有任何娱乐生活，这样的生活模式让富士康的员工走进了死胡同，久而久之，心理发生了变化。黄仟洪说，工厂跟监狱差不多，虽然不限制自由，但是通过长时间的上班把人固定在这个地方，让你没时间出去玩，谈恋爱也只能围着厂房转一转。
黄仟洪是twitter 的使用者，他曾在上面说，感觉自己在富士康会猝死，所以选择离开。
在黄仟洪的讲述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富士康的这种情况还没改变，但这段时间相关部门查得比较严，工厂不让加班。部分工厂为了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虽然保持着上百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但加班费不会在工资中展现，而是以补贴等名目来发放。
离去，没有谁会在意
黄仟洪讲述的这些情况在2013 年的一次媒体暗访中得到了证实。
2013 年4 月，富士康再发“两连跳”，《新京报》记者“潜伏”富士康20 天，亲身体验了一线工人和保安两个岗位，“潜伏”结束后，《新京报》记者梳理了富士康三大怪相：怪相一 ：走过场的考试富士康规定，不接纳有文身或烫过烟花的求职者，但有工友在给中介多缴了几百元好处费后，即使有文身也能顺利过关。
随后是笔试。考题多涉及心理问题，如“我的生活是否很有意义？”“假若我死了别人会过得更好吗？”等等。考场上，监考老师有的相互打趣说笑，有的玩手机，偶尔瞥一下考场，看到有考生相互比对答案也视而不见。
怪相二：富士康“隐权”
员工开始工作前要进行军训，每组由一名教官带领。
教官可以决定是否延长军训。如果延长军训，员工就无法上工。因此，教官对员工随意呵斥甚至进行体罚的现象屡见不鲜，处于权力最底端的富士康员工和保安、教官、宿管、线长及安检等群体的关系紧张，以至于经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
怪相三：形同虚设的“心理咨询”
富士康的员工关爱热线——“请帮我帮我”（78585）形同虚设，员工到富士康心理咨询中心向心理咨询师陈述室友或自己的困惑时，反而会遭到训斥。暗访结束后，《新京报》记者悄然离去，富士康流水线莫名少了一个人，但这名突然消失的员工却未接到过一个富士康管理人员的任何一个问询电话。
富士康的应对
再看看富士康是如何应对屡次发生的跳楼事件的。
发生多次跳楼事件后，富士康公布了一条新的规章制度：要求员工签订“不自杀协议”，承诺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 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额外的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公司将给予员工10 万元人民币的人道赔偿。
除了“不自杀协议”，员工进入富士康工作前还要签一份“自愿加班协议书”，保证每个员工都是自愿加班。
员工的底薪一般很低，如果要拿高薪，必须靠不断加班来获得。但这种“自愿加班”实质上并不是自愿的，因为协议上已经写明，如果选择加班，必须整个月都加班；如果选择不加班，那么整个月都没有机会加班。同时，线长等管理者对员工的绩效考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否加班决定着他们的绩效考核结果。
富士康的等级制度森严，员工，特别是一线技工长期处于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甚至还要忍受管理人员的辱骂和体罚。一线管理者与员工直接接触，本应关注员工的组织行为，及时反映员工存在的问题，对员工多些关怀与帮助。但富士康却正相反，线长就是工厂的监视器，只负责督促员工完成工作，甚至呵斥员工。对此，常凯认为，富士康现象背后表露出的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和中国产业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我们将来付出的政府管理、社会运行成本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