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出现的各类商业欺诈又将一个老话题推到公众面前， 尖锐且难解，而人们习惯性地将当代商业的诚信缺失归咎于制度。这是一个关键要素，却非唯一。
古代社会，皇权至上，王法当道，保障百姓权益基本靠明主、清官和大侠，以完善的制度保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更是痴人说梦。但不妨碍背负骂名的商业前辈们延续事业的香火，甚至在清代还崛起了影响深远的晋商和徽商。而维系其蓬勃成长的核心要素，就是诚信。
但据此得出古代商人比现代企业家道德水平高，则有失公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有过精妙总结，道出古代商人生意兴隆的基石：在人口被户籍牢牢捆绑的年代里，这些冒险家靠农耕文明社会里的亲朋好友、市长同门，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以权力为轴心，构建了庞大、稳固的人脉网和利益链，保证商业香火世代相传。甚至在朝廷遭遇财政危机时，还可以跻身红顶商人，拿整个国家的信誉保证商业正常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人的迁徙自由强力冲击传统的户籍壁垒，传统的熟人社会走向分崩离析，中国开始进入陌生人社会。仅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就有2.3亿，而留在乡村无法享受正常家庭关爱的孩子有6000 万以上。
习惯于靠熟人构建商业社会的中国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对外开放后，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之余，也迎来现代商业文明，并与之产生激烈的碰撞和融合。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束缚生产力的旧的社会体制和管理模式被逐步打破，但新型机制和组织却始终未能有效确立。整个中国社会突然涌现出众多的自由个体，宛如林立的孤岛，却无法联成大陆。
走出熟人社会的企业家们，对陌生人的社会充满不适，只能靠单一的利益去维系脆弱的关系。甚至形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企业在天天生产面向大众的公共产品，内部管理却往往停留在家族化状态，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却遭遇顽固的天花板，形成难以逾越的瓶颈。
在转型年代特有的急功近利、价值缺位、法治滞后的驱使下，信任缺失成为唯利是图的亲密伙伴。即使是大型国企、知名外企，都在不断挑战良知和法律的底线，生产有毒的奶粉和过期猪肉加工的汉堡，加剧了全社会对商业的不信任。
当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脆弱甚至缺乏，权力扮演着重建社会互信的重任。可惜政府本身改革任务繁重，权力寻租频繁，导致贪腐丛生，加剧公信力下降，反为社会整体不信任推波助澜。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无疑切中肯綮。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华人圈归于低信任度社会，症结在于缺乏社会的中间组织。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除了PK，似乎没有有效化解矛盾、重建信任的基础。
因此，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企业减负，而应立足于建立企业乃至社会依法自治的新型制度模式，并呼唤传统文化中可传承并与世界文明对接的精华，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伦理，方能将阻碍商业进程的诚信危机降到最低。
一个天天在电视上播放皇子为争帝位死掐、妃子争宠互害、学者谈起三国中的阴谋津津乐道的国度，重建信任的难度可想而知。
呼唤商业诚信，是对全社会回归常识、重建良知的渴望，更是对法治市场经济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