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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忘记，在1985年到1987年间，浙江温州乐清爆发了令人震惊的“抬会”事件。有资料称，这起金融事件造成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户家庭受牵连。之后，其它县、区也相继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这其实是温州商品经济起步后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与传统金融体制不相适应所造成的。
金融历来被视为特殊行业、禁区。而杨嘉兴却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其经历自然是曲折艰难的。
街办小厂长想当金融家 1984年，正当壮年的杨嘉兴是温州乐清鹿城区一家街办企业——温州环南机电厂的厂长。说是厂长，其实是技术、生产一把抓，还要当供销员走南闯北订业务。
那年夏天他运气不错，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但业务是有了，烦恼也来了：工厂因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也就几万元）时，这个人微言轻的街办小厂的厂长被断然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为履行合同，杨嘉兴只好以高利息向社会举债。
这件事使他立下了破旧创新之志：街办企业难道就低人一等吗？这样死板的贷款政策真该“改革开放”了。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不时地思考着：能否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
一天，杨嘉兴约了两位好友，一起去拜访当时的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王思爱是位思想开放的领导，听了他们的想法后很高兴地说：“这有利于区街企业发展，你们大胆去试，需要我支持，我一定尽力。”
于是杨嘉兴就去温州市人民银行咨询。没想到不等他把话说完，人民银行接待他的那人就打断他的话，明确无误、斩钉截铁地说：“你想办私人银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还想再问些什么，但人家已什么都不想说了，对方也许认为他这是痴人说梦话。满怀希望的他只好怀着伤痛的心情退了出来。
出师不利，两个同伴有些泄气了，杨嘉兴也是几天几夜食无味、寝不安。但他不死心。他想，人民银行不批准，工商部门是否可以先“特批”？
开业前夕的最后通牒 杨嘉兴说，那时候他特别敢于冒险：像当年办厂一样，他想先把民间银行干起来。就这样，他在信河街租了一家三开间三层楼的临街店面并装饰一新，同时联络几位股东筹集了31.8万元资金，之后向工商局申报。
事情还真的成了。经鹿城区工商局验资，10月15日杨嘉兴领到了区工商局颁发的“临时工商营业执照”。他把开业的日子选在1986年11月1日，各项准备工作按部就班顺利进行，包括香港、日本等地在内的客户的贺电、贺信也都纷纷发来，杨嘉兴沉浸于“民间银行就要开张”的喜悦之中。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开业在即的前两天，人民银行来了两个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他们态度强硬，没有半点可以通融的余地。
杨嘉兴的两位搭档经不起这样的变故，连忙抽回资金不干了。一位经他三顾茅庐请来的银行退休会计，那天正好骑自行车来到店里，看到人民银行的人如此严肃、冷峻，知道金融规矩的他便也打了退堂鼓，临走时还对杨嘉兴说：“嘉兴呵，我不干了，再搞下去会坐牢的。金融不比其它，你也要小心点啊。”
这令杨嘉兴进退不得：办信用社就是亏个几十万他也不在乎，经营上他有信心；但真要是戴上“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那可是吃不消的。从那个极左年代走过来的他知道，政治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况他“家庭成份”不好。
杨嘉兴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之中。
“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让你先来试点好了！” 杨嘉兴当然不死心：国家在改革开放，像这样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做呢？他便又去找王思爱，王的态度没有变，但他管不了银行，于是杨嘉兴想去找更大的官——市委书记。
那时他还不认识市委书记董朝才，只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过，打听到董朝才住在市政府招待所，杨嘉兴拿定主意就去找他了。
那天下午，杨嘉兴早早地来到温州饭店的边门。傍晚时分，终于“逮”到了董书记。
之后，在董朝才二楼的房间里，年轻的厂长杨嘉兴向当时温州最高的地方长官讲起自己的银行梦——讲个人经历、讲街道企业的贷款难、自然也讲到了城市信用社的种种好处、如何规避金融风险等等。在近50分钟的时间里，董朝才几乎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是偶尔提个问题。最后，董朝才站起来说：“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就让你先来试点好了！”
事后杨嘉兴说：“当时听到这句话，说真的，我几乎感动得要哭起来，那是我那两年来最想听到的话。”
后来的情况是，董朝才果真给人民银行主管领导打了电话，指示要让杨嘉兴试办……
杨嘉兴说，董朝才的决策确实是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那时乐清“抬会”风潮余波未平。
1986年11月1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如期开业。在此有一个需要廓清的史实：曾有报道认为苏方中创办的东风城市信用社是第一家。事实是，苏方中当时以集体名义确实比杨嘉兴早些时候领取了信用社营业执照，但他观望了好些日子，直到“鹿城”开业一周后他才在施水寮开业，时任市委副秘书长、长期研究温州改革历史的宋文光先生及有关媒体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史实。因此，“全国第一家”当属杨嘉兴的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民间金融家不好当 信用社开业的第一天生意就很兴隆，市民成群结队排队存款，队伍一直排到嘉会里巷，当天吸收存款30多万元。此后一段时间，鹿城信用社也成了松台山、华盖山市民的热议新闻，舆论纷纷称道这是件好事。当然也有人质疑，他卷款跑了怎么办？
立志要当金融家的杨嘉兴对此付之一笑。他说，我知道自己办的股份制信用社是“全国第一家”，所以就严格自律、遵守国家金融政策法规。由于信用社以区街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且浮动利率、服务灵活多样，因此业务拓展很快，开业第一个月就有个人储蓄4300户770万元，第二个月上升到8000多户，收储1514万元……
杨嘉兴创办股份制城市信用社为温州试验区的金融改革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之后陆续有其他信用社创办，到1987年12月，温州全市已有18家。为规范经营，杨嘉兴又倡导成立了“温州市城市信用社协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其间鹿城信用社还公开向社会增资扩股，发行了总额50万元的信用社股票，他委托上海印钞厂印制的股票是新中国最早、最规范的股票。成立信用社协会和发行股票这两件事，可说是杨嘉兴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另两项贡献。
温州在最敏感的金融领域所做的改革探索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1987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德华.加恩来温州采访，并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温州人办起中国首家私营银行》的报道。之后，英国《卫报》、日本《朝日新闻》以及国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浙江日报》等几十家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广州市市长朱森林等地方官员及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也相继前来参观考察，他们称赞杨嘉兴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先锋”。
其实杨嘉兴的许多苦涩是人所不知的。他说：我是金融改革的先锋也好，敢死队也罢，只要不成为替死鬼就好了。因为一些人、一些部门总是戴有色眼镜看他，他这个民间金融家不好当，甚至差点被“冤死”呢。
杨嘉兴说，因为有人进谗，一天他被“请”到了鹿城一司法机关，一位负责人猛拍桌子道：杨嘉兴，你老实交待，当了这么多年董事长、总经理，你贪污受贿了多少钱？
好在杨嘉兴也是个门槛精的人，在规定的每月1000元的董事长费用外，他没多花一分钱。每次给员工发的奖金红包也都要求对方写下收据拿来存档（他自己只拿平均奖）。虽然如此，他最后还是提出以审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杨嘉兴有这样的遭遇并非偶然，因为温州数十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因为挪用、在利息上弄虚作假等违规经营行为，先后有50余人被追究司法责任，有一家信用社多名主要负责人甚至全部被抓。令杨嘉兴欣慰并引以为豪的是，鹿城信用社不仅做到建社10年安全无事故、信贷质量远高于其他同行，而且他本人也通过审计证实了自己的清白。另一使他深感欣慰的是，在创办信用社取得效益时，他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如倡导成立温州市教育基金会并担任副会长、资助残疾人等。
1995年，温州城市信用社组建为温州市商业银行，杨嘉兴也全身而退，告别了从事10年的民间金融业。
还要为“一号工程”出力 从信用社全身而退后，杨嘉兴从我国台湾引进技术信息，开办了嘉龙贸易公司，从事台塑环保纸张的代理经营。此间他还利用自已的社会关系，为引进台资积极奔走，为台胞在温州捐助公益事业牵线搭桥。
今天，他仍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关心温州在新时期的发展。浙江省委提出要建文化大省的决策后，为配合温州市委“一号工程”的号召，杨嘉兴积极谋划引进外资以繁荣温州文化产业，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项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遗憾的是因涉及一些复杂的政策问题，进展情况未能尽如人意。
今年杨嘉兴已60岁。采访中笔者赞赏他当年的勇气和辉煌，杨嘉兴摇头感叹道：这些都成过去了……
其实，一生中有这样一件事，足可无愧此生了。
编辑 高淑英(yangnq@gcma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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