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晋商之所以能称霸天下与其特有的“顶身股”激励机制息息相关。
“顶身股”全称为“顶身股制度”，是晋商股份制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顶身股者的投资形式为劳动力而非金钱，所以，有些地方也将顶身股称为“劳力股”。其具体形式是，股东出资本，即银股，是开设企业时股东们投入用以增值的货币资本；经理和员工对资本负责，股东允许经理和高级员工以个人劳动取得股份，俗称“顶生意”。顶身股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穷苦百姓“虽没身外钱，却有千斤力”的状况，因此在当时的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些人甚至认为，现代企业中的“干股”概念便因此而得。
以劳力入股
虽然只是出卖劳力，但要想在一家商号得到顶身股也不容易，要经过近13 年的考核期才有可能。以宁夏晋商老字号“天成西”
为例，一个小伙计入号之后，得先当3 年学徒，做打杂、跑腿以及伺候掌柜之类的粗活，闲暇时学习打算盘、练毛笔字等。学徒时期，商号只负责伙计基本的饮食起居，不给工钱。小伙计出师后，商号会按月发放薪资，但此时他还没能力“顶生意”，起码要等3 个账期，大概10 年时间东家才会考虑让其顶股。
具备基本条件后，小伙计正式进入考核期，考核工作主要由掌柜负责，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工作业绩、专业技能以及有无重大过失、有无顾客投诉记录等等。通过考核后，经掌柜向东家推荐，各股东认可，将小伙计的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
后，才算正式开始顶股。
顶身股有底线和上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山西各大商号顶身股的起点为1 厘，上限为l0 厘即1 股，俗称“一俸”或全份。不过，也有以半厘为一级的，如大盛魁商号的顶身股就是按半厘一级分级的。顶身股的多少和顶股人在商号的身份地位密不可分，凡是能顶1 股的都是商号的高层管理者，比如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
在同一个商号中能顶1 股的人不只1 人，山西太谷县志成信1873年保留下来的一份合约显示，在同一家商号，持有一俸顶身股的人数高达4 人。
顶身股从1 厘到10 厘需要跨越10 个等级，表现优秀的伙计每逢账期便可增加一到二厘，至一俸股为止。不管是顶身股还是银股，其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分红。一般在商号较好的年份，一个账期每股可分得2000—10000 两白银，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高的收入。
同时，越来越多的顶股者形成了职业经理人阶层。
其中，总号中的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和分号中的老帮（即经理）、副帮（即副经理）都是职业经理人。像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大掌柜雷履泰，历任大掌柜程清泮、张兴邦、梁怀文，驻外老帮邱泰基；蔚丰厚票号驻外老帮李宏龄；大德通票号大掌柜高钰等，都是晋商中优秀的职业经理人，都经历了从一厘到一俸股的艰苦历程。对于一穷二白的小伙计来说，即使熬不到一俸股，能顶到七八厘，就可能被提拔为三掌柜、二掌柜，可以光宗耀祖了。除了收入大幅提高，他们在商界的地位和声望也会随之升高，所以祁太平一带才有谚语流行说：“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当时顶身股诱惑之大。
有奖便有罚。相对于表现优秀者，那些表现差强人意的伙计不但不增加顶身股，还要降职处分，所以伙计们人人自危，工作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否则不但赚不到银钱，还有可能上商界“黑名单”，之后再想“跳槽”，在其他商号谋个一官半职就很困难了。
顶身股和银股是相对的，两者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所区别。
相同之处是两者享受同等的分红权力，但银股所有者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用、夫亡妻继，同时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顶身股只参加分红，但也无需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虽不能像银股那样享有永久利益，但也有去世后享有分红权利的顶身股，叫做“故身股”。具体规定是：号伙故股，一厘至三厘者以3 年清结，四、五厘者以4 年清结，六、七厘者以5 年清结。八、九厘者以6 年清结，一俸者以7 年清结。
身股亦一俸，当领袖者（ 即总经理） 以8 年清结。对商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二个账期的分红，相当于现代的“特殊贡献股”。
“ 损己利他”带来的利润
因为顶身股者不负亏损责任，所以“顶身股”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机制，这一激励机制使多数员工有了顶股的机会，将员工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效益紧密联系起来，有效地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一般情况下，商号顶身股者所占比例和商号的发展年限有关。
商号发展早期，顶身股占比较小，持股人的数量远少于银股持有者，但在后期所占比例大多会超过一半，尤其是到了清末时期。
清光绪中叶以前，顶身股占不到银股的一半，而到了清末，各商号的顶身股普遍超过银股。比如，大德通商号1889 年时，银股20股，顶身股9.7股，顶身股为银股的48.5%，但到了清末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为20股，顶身股23.95股，顶身股为银股的l19%之多。
银、身股比重的变化是银股数额不变、顶身股数额不断增加而形成的，而银、身股数额增加的结果使得员工分得的利润—年比一年多。大德通1888 年结账时显示，东家（持银股者）共分得1.7万两白银，顶身股者共分得7700 两白银。到了1908 年，东家共分得红利34 万两白银，顶身股者共分得红利40 多万两白银，比东家多分得6万多两。具体到每个顶身股者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以大掌柜高钰为例：1888 年，他还只是顶三厘身股的伙计，只分得255 两白银。到了1908 年时，他已成为大掌柜，顶一俸股，分得1.7 万两白银。
1.7 万两白银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按当时的消费水准，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只需3 两白银；一个七品县令的年薪只有区区45 两白银。高钰四年所得，需要一个县令377年才能挣到；清朝“ 一品大员”的年薪也只有180 两白银，高钰所得，竟相当于94 个“一品大员”的年薪；而当时买一亩地只需一两半银子。高钰若去买地，那他立即就会成为拥有万亩土地的大地主。
据史料记载，大德通商号4 年共赢利743545.25 两，去除酒席银665.25 两，用于分红的为742880 两，按银、身股43.95 股分红，每股分红17000 两（ 顶身股不及4 年者所得少一点），银股20 股分红34 万两，身股23.95 股分红402880 两。资料显示，该商号的大半利润都被顶身股者分走了，而银股持有者只分得少许。
大概有些人不能理解这种“损己利他”的股权制度，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大德通商号从成立之初到1908 年的利润增长就明白其中道理了。如乔家在大德通投资的资本最多时不过才192500两，1888 年—1908 年共分红6 次（ 每股850 两，3040 两，4024 两，6850 两，17000 两），乔家17.5 股共分得利润610995 两。仅一个字号的6 次分红就相当于投入资本的3.17 倍，如果这种增值速度还不值得商号采用看似“损己利他”的顶身股，估计晋商也不会有称霸商界的机会了。
责权不清存隐患
上文提到，随着顶身股制度的普及，各大商号的顶身股者数量远远超过了银股者，这种情况在为商号带来大笔利润的同时也凸显了两大隐患。一是产权的不明晰容易造成东家和掌柜之间的矛盾；二是顶身股的增多造成权利主体间的权责不对等，出现产权残缺。
掌柜和伙计们因为没有拿出真金白银，且不对商号损失承担责任，因此缺乏主人翁精神，在资本安全的考虑上过于随意，有时甚至为追逐利润而增加分红额，看到贷款利息较高，就热衷于过多放款，东窗事发之时便溜之大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债主索债也找不到自己头上，自会由东家承担所有损失，这是产权不清下的畸形激励造成的恶果，也是顶身股制与生俱来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