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
近日，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关于“裁员”的言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张瑞敏称，去年初海尔员工数量是8.6 万人，年底减至7 万人，裁员比例为18%，今年预计再裁掉1 万人。海尔裁员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的智能化减少了用工数量。据媒体报道，除了海尔，国内其他大型家电企业，比如美的、创维、格兰仕、格力等，也在大量使自动化设备或机器人取代人力，国内制造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转型升级。那么，本轮转型升级的特点是什么？中小企业该如何应对？就此问题，本刊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
《光彩》：新一轮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特点是什么？
陈玉宇：中国经济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经济学家经常提到的“三个叠加”：首先是处在经济增长换档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第二是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短期内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有些痛苦；第三是处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尤其是2008 年、2009 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曾经实施的宏观政策刺激的效果需要消化。
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国民经济也由简单的要素扩展经济变为依赖知识、技术和资本的经济。以前我们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但这个模式马上要走到头了。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5—59岁人群占比开始停步不前，甚至略有下降。潜在劳动力停止增长是制约未来20 年劳动力市场的根本力量，即使现在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只能影响20 年后的劳动力状况；二是能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大，大约有2.5 亿人。转移这一部分人口需要依靠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能力增加；三是全球经济低迷，劳动力成本却持续上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赛跑，国内大部分制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正面临这样的压力。
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也是新一轮产业升级过程，谁不转型升级谁就要倒掉。过去10 年，国内众多简单加工制造企业的员工队伍庞大，少则千人，多则万人，如果工资上涨10%，利润就无从谈起，再上涨10% 就必须关门了。
《光彩》：中小企业应如何转型升级？
陈玉宇：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一点最不容易。
中国要变成一个靠研发、技术创新为主的经济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跟社会发展的各个因素都有关系。一方面，过去主要是“拿来主义”，我们看到美国的某个生产线先进，就引进过来，开足马力生产，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给环境带来难以修复的破坏，最后沦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布局的下游；另一方面，搞自主创新需要大量资金，银行很难判断你的盈利能力，不会借给你钱，而国内的PE 和VC 还没有发展壮大，很难照顾到这么多中小企业。因此，企业搞自主创新，可以从低成本创新做起，原来企业只需按订单来生产，如今可以增加生产链条的附加值，把设计、生产、销售、售后都抓起来，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其次要引进国外先进的专业技术。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年里，先是了解大陆政商文化的港澳台企业过来设厂，后是跨国公司纷纷来华开拓市场，这些资本主要集中于大宗工业产品生产，而一些细分领域的技术却没有引进过来。全球有很多专项技术只掌握在几家欧洲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没有全球战略，只在本土生产，中国政府和企业以前没有认识到引进这些企业或技术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下一阶段要引进这些专项技术，提高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这并不容易，因为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不过，湖南省一个产业园去年就组织了7000 多家企业到德国，为中德中小企业搞了一个“集体婚礼”，进行资本和产业对接，引进了一批德国技术，改造当地的五金制造业，改变了当地工业污染的局面。这样的工作最好是企业联合会来做，企业直接参与更能取得国外企业的信任。
最后要加快部分产业向海外转移。一些依赖廉价劳动力盈利的企业需要往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挣来的利润再用来投入国内进行转型升级。然而，国内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依旧缓慢。一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走出去，一些民营企业家下了飞机，连机场的指示牌都看不懂，二是咱们的外交工作做得不够；三是地方政府目光狭窄，不支持企业走出去。
地方政府更喜欢招商引资，这样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部分产业向国外转移是当务之急，不然就会死掉，90 年代的韩国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产业往海外转移，地方政府要放弃一些利益诉求，给企业更多的空间和支持。
《光彩》：转型升级意味着制造业比重会下降吗？
陈玉宇：国内有个普遍的错误认识，就是美国经济危机是因为制造业衰落，因此中国不能走这条路。其实并非如此，美国制造业占GDP 的比重从1960—2012 年一直没变，只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因此，中国制造业所占产业的份额20 年内也不会变，但就业比例要变，生产率要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善于研发、技术整合、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的企业一定会成功。
我们希望制造业容纳更多就业是不现实的，制造业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政府对核心制造业大力支持，有时候是有偏差的，扶植错了就会浪费国家资源；或者把人才引到核心制造业，但核心制造业多数是国企，这就导致了该区域民营企业的高端技术人才匮乏。当前政府正在简政放权，未来市场发挥的潜力会很大。在美国，1 万个企业会在同一时间向1 万个方向探索，99% 失败，1% 成功，那1% 就足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我的一个博士生做过一项研究，他调查了30 万家企业，数据显示，产业集聚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促进作用很大。但奇怪的是，如果哪个地区国有企业过于集中，当地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就很差。这表明国有企业对周边的民营企业有负面溢出效应，但国有企业对所在地区的其他国有企业却没有这种负面作用。为什么呢？研究结论是，地方政府给了国企更多资源，但这些资源却被错误地配置了。
《光彩》：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因素有哪些？
陈玉宇：首先，商业法制环境不健全；其次，城市化程度很低—城市化带来劳动分工，才能产生生产率的提高和频繁的交易。最后，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发展落后。
中国制造业的增值税应该进行革命性的缩减。如今的改革方案是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平等对待，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我建议国家增加两个税种来弥补这个损失：第一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
现在是挣工资的人交大量的个人所得税，企业家却很少交，这种状况必须马上改变；第二是增加零售环节销售税。零售环节销售税的征收权应交给地方政府，这样一来，政府就不会继续醉心于招商引资，而会把更多人力、物力放在保护自然环境、改善商业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因为只有更多的人来此消费，地方政府才能征到更多的零售环节销售税。
《光彩》：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陈玉宇：我看好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前景。虽然劳动力数量的红利消失了，但劳动力质量的红利才刚刚开始。我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是700 多万，近20 年中国有4 亿人出生。
1990 年出生的2500 多万人已经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未来20年会有4 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1.5—2 亿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将进入新兴产业或改造传统产业，利用好这些人才，就是中国最辉煌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