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路老板在增加。
在一长串名字之后，现在加上了青岛君利豪集团王莉，福建龙海辉昌工贸有限公司老板黄建辉，曾经的柳州首富、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掌门人廖荣纳等人，相信这份名单还会不断加长。
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要不要救助这些企业？
二是要不要惩罚这些跑路者？
指责政府或者银行见死不救毫无意义，市场出清过程非常痛苦，产能过剩的痛苦、市场信用不彰和上下游产业链互相拖欠资金的痛苦，只能由激进的企业主承担。
如果政府出手，以货币进行大规模救助，唯一的结果是让未来的市场痛苦来得更猛烈，直到市场灭亡。
政府救助这些企业或者是强迫银行咽下坏账，或者是慷纳税人之慨，这两条都走不得。银行是商业主体，目前一些银行已经悄无声息地用利润冲销坏账，除非让银行重新回到吃利差的老路，压低存款利率为坏账买单，那么中国的金融改革无从谈起，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根本提都不必提。
或者是让财政资金补贴实体企业，现在地方政府屡屡动用行政手段，实行优惠税收、便宜地价的政策吸引企业投资，大大促进了一些地方招商引资。问题随之而来，地方政府从未把公平的市场游戏规则放在眼里，今天给你优惠，后天就可以撕毁，寄希望于用行政手段救助实体企业，本质上是摧毁中国建立公平市场的努力。并且，目前多数地方地价低迷、税收征收困难，土地财政与税收自顾不暇，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大规模补贴亏损企业的能力。
政府不要救助实体企业，同样不应该以刑法惩罚跑路的企业家。刑法只处分类型化了的犯罪行为，对跑路的企业家进行刑事惩罚，找不到法律依据。
民事处罚在所难免。跑路的企业后面往往跟着一串苦主，有出于人情或者乡谊进行担保的企业家，有上游供货商，有被欠薪的员工，还有那些银行与民间出资者。
企业家跑路之前，往往进行资产处置，如变更法人出售股权回笼资金，千方百计将自己的民事连带责任降到最低，将手中的优质资产尽可能变现，然后跑到国外的海滩上晒太阳，或者跑到纽约之类的国外大城市当“寓公”。
这些毫无信用的行为必须在经济上付出代价，否则那些认真进行破产重组、拼命偿债的人就会成为大白痴，建立信用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考虑到中国市场信用低下，可以让恶意逃债的企业家承担无限责任，就像美国在全球范围追缴美国富人的税收一样，即使这些跑路的企业家到了美丽的太平洋小岛上，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还要降低在债务处置中的社会成本，以市场化的手段处置破产公司，国美之所以能够生存，黄光裕脱钩、市场化的理念功莫大焉。黄光裕受到惩罚，但公司股东与员工并未因此受损，他们还有竞争的机会，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被降到最低。
留出破产重整的机会非常必要。《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引人关注，在满足债权人债权要求之前，给予公司时间重组业务及（或）其资本结构，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公司业务照常进行，重组时债权债务关系临时自动冻结，临时禁止债权人采取措施收回破产申请之前他们拥有的资金或财产，取消自动冻结需要指定法院的授权。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也有类似条款，但通常进入重整阶段，各方利益博弈，连债权人会议有时都无法召开。
而破产阶段，大致上公司的资产处置已经尘埃落定。
此次跑路风潮值得反思，权力部门有必要认识到，权力之手最终战胜不了市场；银行有必要认识到，封建时代的互联互保并不是增加信用的好办法。对于投资者而言，看到上市公司连年利润上升，现金流却在下降，必须要有足够的警惕，毕竟，任何不产生利润的交易都是空转式的流氓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