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背景又没家族势力的龙游商帮是浙商中最为特殊的一支，堪称平民中的贵族
浙商是最早参与上海开发，叱咤十里洋场，一度垄断上海大半产业的传奇群体。浙江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绍兴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萧山商帮、温州商帮、台州商帮、义乌商帮等著名浙商群体。这些浙商群体在产生时期上虽然不一致，但都带有鲜明的浙商特质，即“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一条官道打入商海
浙商群体虽多，但其中最与众不同的就是龙游商帮，据考证，它是浙江最早的商人群体。龙游商帮之所以与其他商帮不同是因为它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后盾，但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单从字面理解，大概很多人都会误以为龙游商帮仅指浙江省龙游县的商人，其实龙游商帮包括了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但因这些商人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且最具经商头脑和手段，因此被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崛起于徽、晋两大商帮角逐商海霸主之位时，带着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意味，龙游商帮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蜕变为不容小觑的大商帮。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这个过程倒是颇为恰当。
龙游商帮发轫于南宋，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方便与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县。龙游县位于浙江省西部，金衢盆地中部，北靠建德，东临金华市区、兰溪，南接遂昌，西连衢江区，是浙江东、中部地区连接江西、安徽和福建三省的重要交通枢纽，素有“四省通衢汇龙游”的说法，因此南宋官府修建的这条管道就成为了龙游人跨入商海的重要途径。
龙游县土地资源充沛，森林覆盖率极广，因此也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龙游商人通过官道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以此获利，积累了一部分原始资金，催生了一些大商人，并开始到浙江以外的地方经商，龙游韦塘人朱世荣就是如此。有史料记载其“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随着时代变迁，原本只是部分在外经商的龙游商人开始大批走出故土，到全国各地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域，至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这些走出故土的龙游人中成为巨商大贾的大有人在，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
因此，在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群体终于闪亮登场，并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自立为帮。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也许是因为没有过硬的宗族势力作后盾，也或者是因为从不用忌惮官府，龙游商帮在经商过程中反倒更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他们坚持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原则，诚信为本的儒商品格让他们很快就与当时“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徽商并驾齐驱。以严把质量关的“西山傅立宗”和以信誉著称的龙游“姜益大棉布店”都是这方面的典范。“西山傅立宗”由龙游商人傅家来创建，傅家来眼光长远，从初涉商海之际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因此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立身之本。除了在产品的选材、制作过程中精益求精以外，傅家来还从每一个造纸环节入手，对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绝不允许一个有瑕疵的产品出售，而且同样的纸张，“西山傅立宗”因为选材苛刻，因此总比其他纸号的要重个十来斤。为了表示对用户的责任感和维持良好的信誉，“西山傅立宗”的产品都印有“西山傅立宗”的印记，这在无形中起到了塑造和强化品牌意识的作用。
以信誉著称的“姜益大棉布店”在诚信上的体现方式虽与“西山傅立宗”不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姜益大棉布店”由龙游商人胡氏创建，到胡氏传人胡筱渔接管时更为重视信誉，他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胡筱渔特别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对每一块在“姜益大棉布店”流通的银元进行专业的检验，并规定凡经过他店里的银币都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
胡筱渔注重商号信誉，为了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有一次，“姜益大棉布店”在海宁订购了7500 匹石门布，价值6 万银元，在运输过程中货船遭劫，这本不关姜益大的事，且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主动承担损失，但重义守信的胡筱渔不仅当场偿付了对方6 万元布款，还再订购了7500 匹棉布，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这一义举让“姜益大棉布店”
知名度迅速攀升，成为当地的“标杆企业”。海宁一事后，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凡碰到货物紧俏时，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姜益大棉布店”的货源需求。胡筱渔靠着自己的重义守信获得了远超6 万元的回报。
英雄不问出处
龙游商帮是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经营内容涉及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等领域。他们虽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但贵在埋头苦干、不露声色，于稳扎稳打中逐渐在珠宝、古董业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和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了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无论是发轫之初，还是鼎盛时期，龙游商帮都无背景、无靠山，这和在发迹之后便与官府产生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关系的其他商帮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如果要论出身地位，龙游商帮应该算是“平民式贵族”。虽然晋商和徽商中大多数巨商大贾也多是平民百姓白手起家，但能走到最后都与官府撇得一干二净的商帮却非龙游商帮莫属。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始至终都与官府撇得一干二净，在最为鼎盛的明代，龙游商帮的一举一动都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史料《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在明代，为了应对各地日益壮大的商帮团体，龙游商人在北京建起了会馆，还与江西安福地方商人合计五万余人，跋山涉水到云南姚安经商垦荒，这样大规模的迁移经商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恐慌，以至于在明成化年间，政府多次发文通令浙江、江西两地，要求遣返这批徒流边疆的商人。由此可见，当时明政府对龙游商帮的忌惮之心。
龙游商帮所处地域偏远，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观念闭塞、固步自封，反倒具有开放的心态和新潮的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他们在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而龙游商人却因心态开放、观念新潮而果断投入到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中，他们还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驰骋于商界的龙游商帮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即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就聚集了浙江龙游商人和江西安福商人三五万人。“英雄不问出处”，不管龙游商帮的出身如何，也不论它是多么行色匆匆地从历史大舞台中退场，龙游商帮都是一支被时代认可的“管用”的商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