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裴长洪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忠明

 

　　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人”，而不是片面的追求形态和规模，给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认清企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民营企业至关重要。2013 年8 月10 日，主题为“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新角色、新机遇”的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和企业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以下是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

　　裴长洪：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35 年来我国转移农业人口1.7 亿。城市移民如此众多，却没有出现拉美国家昔日的贫民窟现象，并且进城的农民工基本上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主要针对的却是城市户籍人口。因此，过去35 年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基本上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城的一两亿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物质产品已经很丰富了，但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却远远不够，医疗、教育、文化、住房等需求还很旺盛。新一代农民工的主体是80 后、90 后，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享用各种非物质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做真正的城市居民。

　　但现在我们一提到城镇化，很多企业家首先想到的却是房地产。实际上房地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大量非物质产品和服务亟待投资或开发。

　　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公共设施非常完善，但服务产品相对匮乏。比如说医疗，大家都知道北京人多，但人更多的是北京的医院，尤其是儿童医院，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挂号难、床位紧张，证明医疗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现在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够。

　　但这并不意味工业、制造业就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工业现代化。

　　按专家的说法，到2020 年我们才能完成工业现代化，并且还只是一般的工业化水平，工业化质量与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因此，尽管今天服务业成了主导产业，我们也不敢忽视工业和制造业。

　　同样，农业现代化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最基本的食品安全保障。在新型城镇化中，三个产业要协调发展，都要现代化，这就涉及到改革的问题。

　　比如城镇的医院少，你想投资办医院，必然涉及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问题。未来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果完全走公益性道路，所有的医院，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全部都要福利化，完全由国家出资，那么企业家就没有机会。北京的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一些私立医院尽管条件很好，但门可罗雀，因为病人不能在此享受社保。

　　再比如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由政府来办，当然没有问题，那么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到底属于商品还是公共服务产品？应该交给政府还是交给市场？还有房地产行业，政府对房地产进行调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新型小城镇发展计划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避免出现当下大城市发展的一些包袱。

　　迟福林：总的来看，过去35 年城镇化重在工业化和产业发展的拉动。到今天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工业化和产业发展拉动还有作用，但有逐步减弱的趋势。靠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城镇化建设正在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那么，人口城镇化涉及到的四个问题就不得不考虑。

　　首先，人口城镇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拉动消费需求。这就要看城镇化能否适应未来全球消费结构变化的大趋势。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有三：一是发展消费需求增多；二是物质性消费需求减少，服务性消费需求明显增多；三是一般产品短缺矛盾减少，公共产品短缺矛盾突出。目前全社会公共需求激增，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还不到位，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矛盾。此外，还要看城镇化能否拉动中产阶层的形成。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未来十年，我国中产阶层占比能否达到45% 至关重要。如果城镇化率达到60%，而中等收入人口占比不到30%，这个人口城镇化就是失败的。因此，今年两会期间我一再建议尽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规划。如果人口城镇化、户籍、土地等课题得到破解，估计2020年中等收入人口可能从现在的不到25%提升到40% 左右。

　　其次，人口城镇化对投资转型的影响。人口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主要是加大公益性项目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举个例子，现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只有3%，预计2020 年将达到8%-10%，实现这个目标累计将投资20万亿元，投资空间巨大。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关键是投资结构的转型。

　　再次，人口城镇化能不能拉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国外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50% 以上，就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时期。日本的服务业产值是工业的3倍，德国是2.68倍，而中国才0.98倍，原因在于公共资源配置不均以及某些制度上的障碍。其实我国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其内在的需求和条件：一是市场需求巨大。麦肯锡去年发布报告称，2011年中国医疗市场的规模是3570 亿美元，2020 年预计达到1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增长最强劲的医疗市场；二是我们有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不是去工业化，而是需要工业的转型升级。现在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发展重在政策和制度创新。但现在服务业用地的价格还比较高， 2011年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只相当于居民用地价格的11.53%，服务业用地长期高于工业用地的价格。因此，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价，不仅能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最后，人口城镇化能否带动城乡一体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要求以发展中小城镇为重点，但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城镇发展缓慢？六月份我出差到非洲，发现那里两万人口的城市就可以办大学，原因就是那里公共资源配置均等。这就又回到我们的老问题上，就是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规模城镇化，公共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目前大城市集中了80%的优质医疗资源，高房价的背后同样是公共资源的过度集中。因此，要发展中小城镇，推动城乡一体化，需要实现公共资源由行政级别配置转向人口配置，实现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这些配置需要财税体制的重大改革。

　　王忠明：现在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官方给出的数据是52.67%，离现代化国家城镇化率的70% 还有一定差距，而这个过程就是巨额投入的过程。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城镇化建设不可能离开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主要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而大量物化的表现应该由民间投资来完成。因此它就呈现出了城镇化对于民间资本的意义。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民间投资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装备工业带动型。城镇化需要实体经济，二三产业支持，需要相当大的资金投入，需要投资总量上规模的产业来支持。比如湖南中联重科的特点就是“建设一个园区、集聚一批企业、形成一片城镇、繁荣一方经济”。它的大本营在长沙，从长沙到常德沿线267 公里，布局了12 个制造园区，这12 个制造园区成了12 个新城镇，形成一个工业走廊。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镇化建设的造血功能，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非常明显。

　　二是现代农业带动型。河南辉县的中鹤集团，投资开发中鹤新城，利用土地流转，建立12 万亩的清洁安全粮源基地，通过延长产业链，以产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以在中鹤集团上班，也可以在新城提供的商铺里做生意，在置换来的中鹤新城的新居里生活。这是由农业龙头企业投资带动起来的小城镇，在幅员辽阔的农业地区，这样的带动具有典型意义。

　　三是文化产业带动型。湖南的大汉集团先后参与30 多个边远县城的开发，主要着眼于历史文化资源，当然也包括自然生态资源。它的特点就是深度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资源，协助当地政府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规划，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城市环境、城市文化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开发，提升城市发展品位，激活内生动力。这是比较典型的文化产业带动型。

　　还有浙江横店集团，低成本搭建了影视基地，租给摄制组使用，开发文化旅游项目，把一个镇的行政管理层级提升到副县级。

　　四是新型产业带动型。青岛软控集团在青岛的一个县级市——即墨市搞太阳能小镇，用新能源补贴搭建了巨型蔬菜棚、瓜果棚、鲜花棚，农民到大棚里当新型的农业产业工人，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地方政府取得税收，还能从源头管控食品安全，这是一个多赢的格局。软控集团获得近万亩的光伏发电用地，实现了新能源、新城市、新生活结合的城镇化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