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国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称“数据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舆论为之热议，痛感中国职场决不能走“拿钱换命”的老路，也不能走“拿命换钱”的邪路，但显然中国已在这两条路上走得太远。
2006年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就曾指出，中国约七成白领处在“过劳死”边缘。相关案例不胜枚举，如2010 年某网站37 岁编辑因脑溢血去世，传与工作劳累过度有关；2012 年4 月某国际咨询公司的25 岁员工因过度劳累引发急性脑膜炎猝死；今年5 月，奥美中国24 岁员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死亡， 而生前曾连续加班一个月……
根据日本的经验，高速发展期的中国无疑正处在或正在步入“过劳死”频发期，应对“过劳死”蔓延已经刻不容缓。
何为“过劳死”
一提到“过劳死”，立刻便会让人想到日本。长期以来，“过劳死”成为日本一道别样的风景，诉说着一个国家“强大经济”与“不幸国民”的矛盾困境。甚至当我们翻看牛津英语词典时会发现，“过劳死”的英译“karoshi”本身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语音译。
作为一个概念，“过劳死”也是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日本，它并非临床医学术语，而是属于社会医学范畴，日本学者将其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患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或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从而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的一种社会医学现象”。但作为现象，“过劳死”由来已久。
早在“过劳死”概念出现之前，日本在上世纪6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急性死”、“突然死”等说法，如今看来这些都是“过劳死”的可能表现形式。而“过劳死”这一概念真正被关注则始于1988年，契机是日本“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
在当年设立“过劳死110热线”。据日本“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代表干事冈村亲宜回忆，“热线一开始在日本全国仅开设了7 处，且完全是短期尝试性的，但没想到一开通电话就被打爆，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于是很快便在全国普及开来。”媒体广为报道，迅速引起日本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加班与“过劳死”
当时的日本“过劳死”有多严重呢？
拿“过劳死110 热线”来说，1988 年至2007 年平均每年接到的电话咨询达数百件，最初两年 （1988 年-1990年） 均超过了1000 件。此外，日本厚生省1991年对壮年期逝者进行的调查显示，30岁至64 岁的壮年逝者中每8 人就有1 人是在发病后一周内突然死亡， 50岁至60岁工作旺盛期的男性尤为严重。
“过劳死”为何如此严重？日本律师、人权活动家川人博在《过劳自杀与企业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70 年代遭遇石油危机，大量工人遭解雇。在企业追求效率与利益的驱动下，为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在过于苛刻的劳动条件下工作，长时间过于集中地加班。很多企业的过重负荷压在了员工身上，使得员工长期形成慢性疲劳。”
在加班问题上，根据日本劳工问题专家盛岗的研究，2006 年欧盟国家工人的平均年度工作时间为1600 小时，日本工人则为2288 小时，即日本工人的年度工作时间约为欧盟国家工人的1.5 倍。在日本工人的年度工作时间中，有408 小时为加班，产业工人的平均月度加班时间更是超过了40 小时。而在欧盟国家中，最低的西班牙的法定加班时间上限为年度80 小时，最高的德国的法定加班时间上限为250小时。
加班当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但正如日本学者三岛所言，“日本存在一种恒定的加班现象”，即加班时间长短会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即使经济负增长，加班也不会消失，如1998 年日本GDP负增长2%，全国的加班时间也并没有明显变化。三岛的研究表明，日本工人似乎并没有强烈反对长时间加班的意愿，绝大多数工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加班时，会说“有太多必须要维持的工作”或“这是我的工作，我希望尽最大努力做好”。
政府与民间的应对
尽管如此，日本社会显然存在一种共识，即“过劳死”是不能容忍的社会阴暗面。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为应对“过劳死”可谓费尽心思。
从1990年后期起，日本的劳动政策、劳动法规等开始强化对“过劳死”的防范，制定了与《劳动基准法》相配套的法规规章。如2001 年12 月出台《关于脑血管疾病与虚血性心脏疾病（ 负伤引起除外） 认定标准》，2002年2月颁行《为防止因过度劳动导致妨害健康的综合对策》，这两部规定以职业疾病、劳动时间为着眼点，规定了定期健康检查、带薪休假、加班最长时间限制等多项内容。
其中前一项规章被厚生省解释为是“过劳死认定标准”，主要包括长时间疲劳的负荷过重、工作时间外“过重劳动”和“劳动状态”三项内容。比如，发病前 1 个月若工作时间外加班超过100 小时，或发病前2-6 个月，工作时间外加班月均超过80小时，即可被判定为“过重劳动”。若能认定超工作量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增加，就可按照劳动灾害补偿提供救济补偿。
在民间层面，日本在结社自由保障之下，除了前文提到的“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 学者为主）、“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 律师为主） 等组织外，日本还存在许多“过劳死遗族会”（ 过劳死亲属为主） 等，这些来自民间各阶层的合力在推动解决“过劳死”方面功不可没。
但事实上，日本离解决“过劳死”也还有很远的路。今年5 月21 日联合国还向日本政府发出“劝告”，要求其在防止长时间劳动导致过劳死、过劳自杀等问题上加强立法，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强化应对。“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负责人须田洋平律师解释称：“这实际上是联合国敦促日本政府必须尽快出台‘防止过劳死基本法’。”
但中国显然没有对此有太多重视，不光在法律上存在很多盲点，就连基本的“过劳死”调查或统计都没有。实际上，媒体报道的所谓“每年60万”并不足信，这一说法早在2006 年就已出现，当年报道用的数字还是“据估算”，此后数年花样百出地用了所谓“有统计称”、“有数据显示”等诸多含混的表述。
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曾言“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但不确定性极大的中国社会显然是在让“追逐死亡”
加速。政府在应对“过劳死”问题上没有任何具体的举措，而民间也没有有影响力的组织来宣传预防“过劳死”。长期放任自流，中国“过劳死”的蔓延恐将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是旁观者，也都是可能的当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