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远见的山西盐商靠着以粮食换取盐引而发家致富
晋商涉足产业居多，不过最初发迹则源于河东盐业。俗语说，“百味盐为先”，如果没有盐，即使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蜡。自古以来，盐不仅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东西，更与人类的生息繁衍息息相关，它创造了人类的古文明与繁荣，也带给人们无数的战争。而晋商能涉足盐业并由此而发迹也是源自当时的政府需求。
“开中法”成晋商淘金契机
众所周知，食盐一直都由国家专卖，其生产和交易也是在国家和政府的严格管控之下进行的，但事实上，这种严格控制食盐生产与销售的制度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实施的。在西周之前，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运销食盐，由此诞生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大盐商。他们垄断海盐生产、哄抬盐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势力。
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建议，应由政府接管盐业的生产和经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食盐专营”。自此，任何人可随意生产与贩卖食盐的局面成为了历史，政府专营食盐的时代随之开启并不断延续。
洪武二年，即明太祖时期，为了防止北方鞑靼、瓦剌等少数民族的进犯，明太祖下令修建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当时修建这一巨大防御体系的民兵多达80 万人，这80 万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军需粮秣都由国家拨付。此外，修建长城期间所需的各种材料费用也由国家拨付。80 万人的开销再加上各项成本支出，久而久之，明王朝逐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为化解这一压力，朝中有大臣提出可借助民力的建议，这一建议在经过讨论之后，立刻转化为可操作的“开中法”昭告天下，并在洪武四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主要模式是号召大家向边关运输军需粮秣，政府则以盐引（贩卖食盐的凭证）进行置换。当时根据里程的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政府换取一小引（ 二百斤） 盐引，不过这种比例在以后随形势变化、米价高低而不断有所变动。
因为食盐的特殊性，百姓拿到的盐引都是有范围限定的，当时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 多个州县，凡是在这120 多个州县进行食盐交易的，其价格不受政府管控，因此利润空间巨大。山西历来有经商的传统，与北疆以及各个粮食大省都有密切的商业往来，并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做了较为充分的资金与人员储备，这样的天赐商机当然不会放过。
虽然山西因为只有南部是产粮区，总体上并不是产粮大省，但与之相邻的河南、山东都是产粮大省，而晋商因长期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有贸易联系，向北部边疆运粮可谓轻车熟路，因此“开中制”的实施无疑为晋商打开了通向宝藏的大门。
有了政策的支持，颇有经商头脑的晋商纷纷北上、南下，从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收购粮食，运到北部边疆换取盐引。也有晋商在靠近北部边疆的地区招募走西口的流民开垦荒地种粮，运到其他地方去换盐引，这可以称为“民屯”或“商屯”。
因为晋商肯吃苦，又善于动脑，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部边疆的粮食主要是由晋商所供给。据明代涂宗的《边盐壅滞疏》中记载：“延绥镇兵马云集，全赖商人接济军需，每年有定额，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领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然后前去江南盐运使司，领盐发卖，大获其利。”晋商因河东盐业而发迹，并由此走上了致富的康庄大道。
山西盐商涉足全国市场
明太祖时期，山西盐商大多出自平阳、泽州、潞安、汾州、太原、大同等地，但随着“开中法”为山西盐商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多的山西商人加入了盐商的行列，有记载者如太原闫氏、洪洞李氏、蒲州范世逵、大同周全、代州冯氏等等，其中最大的就是官商一体的蒲州张四维、王崇古两家。
张四维、王崇古可以说是山西盐商的代表人物，两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张四维，山西蒲州（今永济）人。
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张四维共兄弟9 人，四维为长，其三弟张四教从16 岁开始经商，随其父从业沦瀛间，“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其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张四象的继妻范氏，其家还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时就经营盐业。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先后在邓州、湖北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贸易，积累一定资本后，贩盐于淮浙间。
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也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长姐嫁给了沈廷珍，其长男沈江，是随其父活跃于扬越的盐商。
张、王两家的经商经历充分说明了盐业在晋商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和支柱效应。不过，即使再广阔的市场也必定有其承受的极限，盐业市场也不例外。随着山西盐商数量的增多，整个盐业市场随之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晋商到产粮大省收购来的粮食多得吃不了，开始陈旧腐烂，且河东产盐量有限，逐渐商人手里开始持有大量空引，在河东无法兑现，逐渐成为鸡肋，这迫使政府进行第二次改革，即“叶淇变法”。“叶淇变法”明令规定，商人以后不必向边关运送粮食，如需盐引需用现银购买。
“叶淇变法”之后，滞留在商人手中的空引成了一大社会弊病，为化解商人们的不满情绪，政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划分为10 纲，每纲盐引皆为20 万引，以圣、德、超、千、古、皇、风、扇、九、围10 个字命名，每年兑现1 纲，分十年把旧引完全疏清。明政府还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旧引的数量，并发给各个商人作为窝本，规定疏清旧引后，按纲册所记旧引数目分配新引。册上无名者即没有领取盐引的资格。
也就是说，不入商纲者不承认其盐商资格，未领有纲册——窝本者，不分配盐引。因此，纲法的实行为窝本的拥有者开辟了垄断盐引的道路，造成了盐商进一步垄断市场的结果。而且，名列纲册者大多是拥有巨大资本的商人，晋商也不在少数。
另外，“叶淇变法”中兑现的盐引不仅可以在河东支盐，同时也可以到全国各大盐场支盐。当时在两淮、扬州等地，盐业产量非常大，因此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西商人在竞争中被淘汰，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各不相让、平分秋色。
“叶淇变法”的成功促使山西盐商大量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文献记载，山西平阳府商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日南席云……”蒲州商人王现“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历金城，已而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泾原，近九河，翱翔长芦之域”……可以说，此时的晋商经营范围西起西域，东到辽东，南至岭南，北迄漠北，甚至还伸展到海外，晋商开始从一个区域商帮转变成全国性的商帮。
盐商祭酒造就文化商帮
山西盐商从明朝便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这一点从明朝时期盐业祭酒多出自晋商中可以看出。祭酒在明代是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应该说，没有足够学识和威望的人是不可能担任此要职的，但是，在明代盐商中就有人担任祭酒的，这就是山西盐商杨继美。
从众多盐商中被选出来担任祭酒，首先要求该人在盐场居住的时间具有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都要非常出众，否则难以服众。盐商祭酒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官府对于推举祭酒采取赞许态度。祭酒处于官吏和盐商之间，既协助政府推行盐政，又协助管理盐商，使税收得以落实，他们大多与政府官吏有密切关系，相当于官商之间的纽带和润滑剂，其作用和影响都不容小觑。
杨继美是明代山西代州振武卫人。
明初，先祖戍边以军功升旗牌官，遂隶籍振武卫。杨继美少年时极爱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杨继美成年后，以先辈所留数千银两为资本，经营盐业于两淮。淮盐是明代运销额最大的盐，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及江西、湖广等地，开中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山西神池等地。
杨继美很会经商，不久便成为两淮盐商中著名的富商。杨继美为人豪爽豁达，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他们银两，资助他们的学业。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当时，杨继美的名气传遍江淮数千里，士人也不敢以商贾轻视他。杨继美学识广博，一次明政府派官员视察两淮，这位官员召见两淮盐商时，向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众盐商皆不能对答，唯有杨继美应答如流。众盐商很佩服继美之才，便推举他为盐商祭酒。
杨继美乐善好施，好救人之急。有一个人过去借过杨继美许多银两，还债期限早已超过，仍不能归还，此人很是羞愧，有时在路途遇到杨继美，便急忙躲藏起来。后来，此人觉得这样躲躲藏藏并非办法，决心面见杨继美，向杨表示愿将自己的养家之业交给杨继美抵债。杨继美说道：“你以此业养家糊口，如果将此业给我抵了债，难道你们一家吸饮露水生活吗？”说完话，便将债券当面撕掉，旧债一笔勾销，其人感激不尽，叩谢而去。
晋商本就有重学的一面，而且他们还坚持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 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杨继美成为盐商祭酒之后，其好于读书人交往的习惯也间接影响了整个山西盐商的文化观，山西盐商更为重视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子女的教育问题，山西盐商中开始不断涌现出学识丰富的有识之士。明清时期有“中国汉学第一人”之称的阎若璩就是山西太原人，他曾著书《尚书古文疏证》8卷，对《古文尚书》辨证128条，指出《古文尚书》25篇均是魏晋间伪作。
区域拓展带来更多商机随着山西盐商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经营范围的扩大，入清后，山西盐商的地位得到了更为显著的提升。尤其是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晋商在财政上的支持，清政府将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这更让山西盐商有了用武之地。
在政府的支持下，山西盐商势力向四方辐射，特别是进入两淮后的活动甚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仅在当地从事盐业，还积极办理迁居、入籍手续，扎下大营，成为两淮盐商和扬州盐商的一部分，而扬州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盐商的聚集地。
为什么扬州会成为各路盐商的聚集地？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地。而且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
在各路盐商中，最为显眼的就是晋商，他们进入扬州盐业市场最早，人数也最多，所以历史上有扬州盐商一开始就是晋商的说法。络绎不绝的晋商穿着羊皮老袄、吃着羊肉馍馍，夹着大葱大蒜，撇着扬州人一知半解的西北腔到了扬州，并迅速在当地占领了食盐市场。
这其中也不乏以盐业为生的富商，比如明末清初出现的盐商亢氏，当地人称“亢百万”，其家用于藏粮的仓廪多至数千，当地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之说。到康熙时，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
亢氏在扬州小秦淮建“亢园”，临河造屋100间，长达一里余，人呼“百间房”。
史料记载，亢氏还建有“亢家花园”，据说扬州瘦西湖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
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达到极致。乾隆三十七年，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晋商势力也因商业区域的改变而不断得到提升。随着区域的变革，晋商内部也开始了既残酷又现实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局面迫使一些小的山西盐业退出了盐业市场，转而寻求其他生存机会。
也许是老天的偏爱，也许是晋商与生俱来的能力，“丛林法则”不仅没让晋商衰落，还让他们找到了与北部各少数民族进行多元化贸易的机遇。上文提到，明太祖之前，晋商就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存在贸易往来，虽然受政府管制所限，这种往来不是非常顺畅，但也从未中断过。
隆庆四年，明蒙关系出现了转机。
蒙古俺答汗之孙把那汉吉弃蒙降明。当时担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
王崇古和时任内阁大臣的张四维家族都是大商人，开放贸易当然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在晋商和这些官员的推动之下，王崇古的奏议得到内阁权臣高拱、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隆庆五年到万历十五年，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宣府的张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营等地开设马市 13 处，拉开了大规模北部边疆贸易的序幕，也给了晋商一个新机会。
晋商抓住这些机会，成功进行了转型，其经营项目也逐渐增多。首先是从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由于边疆贸易和国内贸易的需要，他们除经营盐、粮、丝、茶外，还经营棉布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纸张干果等杂货业、药材业、金融业、典当业、牲畜业、香药草料业、陶瓷器皿业等，举凡军民用品无所不营、无所不包，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各色商人。
山西盐商，这支在明朝时期就已富甲天下的商帮，在成功转型之后，又成就了一番令人艳羡的辉煌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