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外资大规模进入沿海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打工，涌现出一个庞大的农民工阶层。在工作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哪些难题？作为城市经济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致力于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刘林平。
《光彩》：您认为应该如何界定“农民工”这一称谓？他们具有怎样的特点？
刘林平：狭义的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的外出或外来打工者，尤其是指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工作的普通工人或工作人员，不包含企业老板和高级管理人员；广义的农民工包含具有城镇户籍的外来工。所谓外来工，是指跨县级区域流动的、非本地户籍的工人。和其他进城务工的人群相比，农民工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作的高度不稳定性。
运用社会网络求职是农民工群体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利用亲友介绍的比例是最高的。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之间也存在关系网，这对他们进城务工起到了一定的便利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作用正在逐步减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于关系网的依赖已经显著减低。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利用互联网应聘或参加学校、政府组织的招聘活动的比例都有显著增加。
整体来看，农民工的收入普遍不高，影响其收入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人口变量。年龄、性别、婚姻等人口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越大工资收入越高，但是30 多岁后，工资水平会下降，因此年龄平方与工资对数负相关。
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已婚者比未婚者高。
第二是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和职业经验等）。人力资本越高工资水平越高。
学历越高工资越高，有过培训经历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者比没接受过培训和没有证书者高。
其他诸如工龄、工种、身体状况等都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之一。
第三是劳动关系。企业的劳动关系制度对工资水平也有影响，有工会企业的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比无工会企业外来工的工资低，这意味着工会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提升没有显著作用，反而可能有负作用。与没签订劳动合同者相比，签订者的工资水平要高，由此可见正式的劳动关系对于员工工资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劳务派遣工与非派遣工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四是企业特征。企业层面的行业、规模与所有制性质均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影响。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建筑业的工资水平较高。
另外，企业规模越大，员工的工资水平也越高。
就企业所有制来看，与国有企业相比，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外来工工资更高。
第五是社会资本。除了以上各项外，我们还发现，与企业老板或管理者为同乡的外来工工资水平高于那些非同乡的。
第六是社会环境。在控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不同省市的工资仍然存在差别，据我们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比珠三角高4.58%，浙江比珠三角高4%，江苏与珠三角没显著差别。
《光彩》：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有何不同？
刘林平：为了更为清楚详尽地掌握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情况，我们曾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外来工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152 份。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基本情况划分为1980 年前出生者和1980 年后出生者，把1980 年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转换为“教育年限”，即分别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和技校、大专5 个等级转换为6 年、9 年、12 年、13 年和15 年，然后就样本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可以参看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在人口特征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39 岁，老一代则为40.05 岁，两者差16.66 岁。婚姻状况受生命周期的影响，新生代的未婚比例近70%，高出老一代65 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男女比例相当，女性占50.88%，性别比为0.96，老一代农民工中女性只有39.58%，性别比为1.53.第二，在人力资本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0.52 年，老一代为8.68 年，从分布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初中以上学历的人数较多，其中大专和技校学历明显增多，老一代农民工则较多是初高中学历。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获得证书的比例明显增加，高出5.94 个百分点，参加培训的比例也明显增加，高出8.22个百分点。
第三，在务农经历上，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务农经历的比例明显减少16.63个百分点。
问卷还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进行了询问，结果如表2.可以看到，和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打工动机已经发生了改变，出来学技术和自己创业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更多是发展，而老一代则是生存。如果以“推拉理论”进行解释，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主要是农村的“推”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以城市“拉”力为主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都有超过八成的人表示外出打工是由自己决定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老一代人自主决定的百分比还略高于新生代，由此可见，新生代外出打工的自主性有所减弱。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被剥削感普遍较低，在这一点上新生代和老一代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劳动价值、城市归属、被排斥和“低人一等”的感受也比较低，新生代和老一代相比甚至更低。不过，相比这几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最显著的差异是对社会公平的感受，老一代农民工对“不公平”的感受强烈，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他们一直处于城市经济社会的边缘，其权益遭受了种种侵害，各种案例屡见于报端，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比如，在珠江三角洲，2010 年发生富士康外来工自杀事件和南海本田罢工事件；2011 年发生潮州古巷事件和增城新塘事件；2012 年又发生中山沙溪事件，这些事件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震荡，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当然，这些事件并不限于珠三角，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
《光彩》：这些事件反映了农民工现在面临的哪些生存难题？
刘林平：农民工在“血汗工厂”从事“血汗劳动”的事实深刻揭示了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和权益被侵害的社会事实。如前所述，不管长江三角洲还是珠江三角洲，大多数农民工都需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忍受恶劣的生产环境，接受极低的工资、极长的工时。
此外，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教育与住房、公共产品供给、政治权利等方面都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作为新生的社会阶层和工业社会的边缘社会群体，农民工的地位弱势和权益屡受侵害，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迫切需要借助外在力量予以解决。
《光彩》：怎样才能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刘林平：探讨农民工权益保护，首先应该明确农民工具有哪些基本的劳动权利。劳动权利是指处于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的同时所享有的与劳动有关的权利。劳动权利可以分为个体劳动权利和集体劳动权利，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工作条件以及养老、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个人权益，这类权益往往容易受到直接侵害；后者包括结社权、集体谈判权与罢工权。
2003 年以来，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重点是个体权利，集体劳权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这种个体层面的制度赋权正是当前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主要路径。
农民工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其权利实现和权益保护与国家出台的政策和法规密切相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在梳理自1978 年以来国家颁布的各种农民工政策与制度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的权利包括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和市民权。从改革开放30 年来国家政策保护的历程来看，农民工权益保护大致经历了从就业权向职业保障权，再向市民权发展的变迁过程。”这些政策指向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平等流动和在城市自主择业、平等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彩》：近年来频频出现招工难现象，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将产生怎样的变化？
刘林平：最近十多来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从近乎无限供给到“民工荒”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在珠江三角洲尤为显著。
大约从2003 年起，除了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倒闭而减少了对工人的需求外，珠三角的“民工荒”始终存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发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丧失，“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讨论。
根据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一些学者预测，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劳动力供给萎缩的局面。工人短缺的宏观效应迫使一些企业关闭或转移，而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从劳动体制来说大多为专制型企业。
而对企业的微观效应是迫使企业更多使用机器，广泛提高工人福利，长期来看会使企业从专制式的劳动体制（建立在对工人的强迫上的劳动体制）转变为霸权体制（奠基于工人的“同意”上的劳动体制，工人更为认同）。这种变化的趋势甚至是不可逆的，是非常积极的变化。
通过在珠三角地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走访，我们看到，为了应对工人短缺现象，政府部门采取的对策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行积分入户政策，和中西部地区合作招收工人等；而企业的对策则是：奖励在职工人介绍亲朋好友入职，与劳务公司、职业技术学校和包工头合作，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和工人签订长期合同，鼓励工人夫妻同厂工作，等等。
《光彩》：农民工权益保护是个大课题，就农民工自身而言，是否也有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刘林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来到城市，能否成功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就是能否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农民工只有通过教育或培训提升自主维权与持续发展的能力，依靠自身条件找到较好的工作，获得稳定可观的收入，才有可能实现自身对发展权益的诉求，进而在城市站稳脚跟，融入城市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