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的山西票号《凭帖账》簿
作为一大商帮，晋商的业务多种多样，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票号。票号是晋商首创的一种通商模式，也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逼”出来的晋商票号
票号也叫票庄或汇兑庄，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可以说是晋商的一个代表，其诞生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
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全国性的大市场逐步形成，出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陕商等地方大商帮，形成了30 多个大型商业城市，商品的流通数量及频次都开始大幅增加，再加之国外市场的逐渐扩大，银钱交易数额也随之增大，仅仅依靠镖局押送现银进行货款清算已无法适应和满足当时的贸易往来需求；另一方面，埠际间贸易的开展也使得商品流通区域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问题。这些现实情况都迫切需要兴办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于当时业务数量最多最大、业务领域最广泛的晋商尤其如此。
在众多商帮中，晋商能成功开启票号业务也有其必然原因。
一方面是现实情况逼得晋商不得不寻求新的银钱运送方式。在票号产生前，商人如果需要外出采购就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钱。一旦需要将赚取的银钱寄回家，就得托人带或者支付大笔钱财让镖局运送，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既不方便风险又高。
另一方面是晋商当时在各大商帮中所处的龙头地位使得它具备了担当此任的能力和条件。明中叶之后，晋商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商业活动领域也得到了很大扩展，发展至清代时，其商业网络已遍布国内大江南北，并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其横向与纵向的发展均可以用“遍天下”来形容。
另外，在商业组织形式上，晋商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实行“分号制”与“联号制”的运行方式。“分号制”类似于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即财东独立投资或合伙投资办商号，总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于全国各大商埠，而且商号与分号又可投资办小商号。所谓“联号制”
就是由财东投资办若干不同行业的各自独立经营核算的商号。这些商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服务、相互支持，形成类似于现代企业集团的网络体系。
这种早期就开始运行且已渐趋成熟的商业模式让晋商有了可参考的票号商业模型。
票号鼻祖——“日升昌”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是“日升昌”，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 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日升昌”的前身是“西玉成颜料庄”，开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其财东为一名李姓商人，其时聘用了雷履泰出任掌柜，身份相当于现代的职业经理人。
因为发展迅速，西玉成陆续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开设了分庄。为方便亲朋好友，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
西玉成采用的这种异地拨兑最初只是为了方便亲朋好友，因此不收取任何费用，但随着后来要求拨兑人数的增多，这项免费业务开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虽然金额很少，但随着人数的增多，这项收入也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多，慢慢地也不容小觑了，雷履泰逐渐意识到，这种拨兑模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一个还没有人发现的生财之道。于是，雷履泰开始兼营汇兑业务，果然生意兴隆。
万事开头难，虽然凭借最初的无意之举抓住了商机，但雷履泰清楚地知道，想将这项业务做大做强还需要进一步的市场考察。于是，他调查了山西商人的贸易地点，选派精干的伙计，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随之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开始专心致志地做起拨兑生意，最终成立了最早的晋商票号——日升昌。
在雷履泰出任日升昌票号总经理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日升昌成为山西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家。
雷履泰出任日升昌总经理后，李氏对其十分信任，但雷履泰为人心胸狭窄，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要亲自过问，不让二掌柜毛鸿翙插手，甚至在他生病时也不放手。毛鸿翙对雷很有意见。一次，毛鸿翙趁财东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之际，向财东建议雷履泰病重，可让其回家休息养病。财东觉得这是对雷履泰病情的关怀，便采纳了这一建议。不想雷履泰对此做法十分愤恼，暗中通知各地分号结账，准备向财东交待账目后提出辞职。财东李氏得知雷履泰要辞职，急忙到雷履泰家中问候，雷履泰便以辞职要挟财东。李氏考虑雷履泰业务能力强，如果他辞职不干，将给票号带来极大的损失，便婉言请雷履泰留任，但雷履泰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履泰。
雷履泰见财东给了自己面子，这才取消辞职打算。从此，财东李氏独信雷履泰，雷履泰也竭尽全力经营，最终使日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由于当时的拨兑模式手续简单、使用方便，并有效化解了异地用钱的难处，因此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
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晋商票号。
错失机遇
鸦片战争前夕，晋商票号发展了大约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晋商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有35 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获取高额利润。
据记载，1847 年末，晋商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 两。1850 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 两，放款近70000 两。
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晋商票号更是一发不可收。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 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晋商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而日升昌更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闻名。
1914 年农历九月，饱受战争之苦的日升昌宣布倒闭，其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
“日升昌”的倒闭只是晋商票号走向陨落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清末，晋商票号就已呈现出了颓势。
1903 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晋商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晋商票号拒不奉命。1904年，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钟霖也邀请晋商票号加入股份，并出人组织银行。
晋商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但晋商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这一提议呈报到晋商票号总经理处时并未受到重视。因为晋商票号的总经理没有战略眼光，只知道眼前赚了多少银钱，毫不关心票号的未来发展，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设想票号的发展前景，竟回信令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这样的决策导致晋商票号失去第一次参加改组银行的机会。
户部银行最终由江浙绸缎商筹办，由此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又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晋商票号参加协办，无奈晋商票号又不应召。
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意识到改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但无奈仍未得到晋商票号总经理的认同，且自己反被诬陷为建议此事纯属个人企图，晋商票号又失良机。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两次错失良机之后，时间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晋商票号放出去的款项无法收回，存款之人又纷纷要求提款，晋商票号倍感压力，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而此时反对改组银行的总经理也开始支持进行票号改革。1914 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任国务总理一职的熊希龄深知晋商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晋商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 万镑，期限50 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晋商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后，平遥决定甩掉包袱，自己轻装上阵，由几位票号总经理出资，自己组织银行，但也许是时运不济，计划始终未能实现，晋商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落空。
错失良机之后，晋商票号无论是从财力还是从顺应时代潮流上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经过数次挣扎，晋商票号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已成弩末，无法振作。
值得学习的票号理论
“晋商票号”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专用符号，它不仅代表着中国金融业的初创和发展，更代表着一套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管理体制。虽然晋商票号由于种种原因黯然收场，但从日升昌开始创号的1823 年起，晋商票号称雄中国100年，最辉煌的时候总号达到45家，分号达400 余处，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业。要管理这么庞大的事业，自然少不了一些成熟的管理机制。可以说，晋商票号之所以成功，成熟且适合的管理机制是少不了的，即使到了现代，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是令人折服的信用体系。晋商票号主要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利率依照行情而定。二、迟票。除以兑期另加利率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三、兑条。
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相当于现代的支票等），一折两半，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四、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利率随行情而定。五、汇票。凭票给付，利率随行情而定。六、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从晋商票号的汇兑业务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建立在双方的信誉之上，因此晋商票号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令人折服的信用制度。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晋商认为，诚信是商人所必须具备的特质，这种理念从上到下都存在，不光管理者有，他们还刻意向职员灌输这种理念，要求职员严于律己，各司其职，形成相互信任、团结和谐的团队。
在精心选拔、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约束下，晋商票号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信用体系，这种体系让晋商票号屹立商界百年而不倒。
其次是不断创新的制度和模式。在长久的经商过程中，晋商不仅赚取了大量银钱，还开创了很多新的制度。在中国商业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商者就是晋商。他们在全国遍设分号，货物不论运到哪里，都有山西商人设在当地的机构组织安排，这种在当时近于网络化的经营方式为票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晋商这种坚持创新的理念是晋商票号做大做强的法宝之一。
在创新模式和制度上，日升昌票号的总经理雷履泰作了很多贡献，他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订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这些制度的产生和推行，都是山西的票号经营者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得出的，靠着这些方法和模式，晋商票号终于实现了中国“汇通天下”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