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
盐务新政助徽商崛起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史学家们在谈及徽商时也屡屡提到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地方就是“左商右儒”，意思是说徽州人发家致富之后，读书入仕变成他们又一个主攻目标。另外，徽商的可贵之处就是发迹之后，不做金钱的奴隶，他们很有发展眼光，兴师重教，将大笔钱财投向教育：建学院、盖会馆、请名师，不惜重金培养下一代，因此徽商也有“儒商”之称。
徽商真正崛起在成化年以后，这个时期，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盐业雄踞商界，期间积累起巨额财富，而一些关于徽州盐商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
相传今扬州瘦西湖畔的一座砖砌三层白塔就是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徽州盐商江春所建。江春是歙县江村人，因经商有道，才略雄俊，颇受乾隆赏识，相继赐封其为内务奉宸苑卿、承宣布政使、诰授光禄大夫。一次，乾隆在游览扬州的晚宴上信口问道：瘦西湖有无白塔？豪吏巨商无言以对。唯江春随口奉应说有，乾隆当即降旨，次日至瘦西湖观塔。其实湖畔无塔，这欺君之罪如何了得？事后江春苦苦思索，最后灵机一动，连夜命人搬运食盐，用盐堆起了一座假塔。翌日，蒙蒙大雾弥锁湖光山色，乾隆在画舫上透过朦胧的雾气，隐约间看见了巍峨矗立的白塔，龙颜大悦。乾隆离开扬州后，江春怕事情败露，就赶建了这座白塔。此塔历经200 多年的风撼雨击，仍挺立迄今。由此可见徽商财力之巨。
无业不就成就徽商极盛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逐渐形成了以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为主的商业架构。除此以外，在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行业也留下了徽商的身影。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便无业不就。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史书记载：金陵（南京）
当铺共有500 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
后来徽商将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因此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典当行掌柜的别称“朝奉”正是源自徽商俗语。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在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北京、山东、福建、广东诸省也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其中以休宁人最为活跃。明人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的休宁大财主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号称“吴百万”，他就是一个经营典当业的巨商。
徽商所开设的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墙或影壁上写上一个楷书“当”字，大到几乎占据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墙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蛀鼠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神枪戏衣一概不当”等。店堂内是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据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
在取和予上， 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 在“予”时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
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 坚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十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 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发展成“累资万金”的富翁。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 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 至6 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 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柜台先生”对货物的鉴别能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从收当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 典当满期） 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
取当，满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了假货，亏损亦由“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它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伙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徒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伙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伙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伙计乐于为老板效力。
另外，布匹、粮米也是徽商的重要经营项目。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人口增加，粮食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 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活动。
木材贸易是徽商历代相传的传统项目。与其他行业相比，木材生意是一种比较担风险的买卖。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婺源贾者率贩木”，势力最为雄厚。
可以说，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
不惜辛苦的“徽骆驼”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徽商的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交通便利，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徽商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归纳起来大体有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四是质剂（ 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 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集工商业于一身。
每一个徽商的成功，必“苦志经营”，因此徽商亦有“徽骆驼”之称。徽州《许氏世谱》中记载，有一个叫许道善的人，经商业绩不凡，后因骚乱资金耗尽而落败。几年后儿子许永京挟资行商，十年不归，客死他乡。其妻待儿子成人后，又命其继承父志，最后重振家业。
徽商中发家者仅“十之有三”，但“徽骆驼”们并没有退缩，“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以滴水穿石的毅力一代一代地追寻。明代歙县商人江遂志，一生拼搏商场，因得罪税吏，囊中钱财被搜括一空，又遇上“舟覆”，赤手回到家中，其不畏闲言而再次走豫章经商，然又因天灾货物损失殆尽。江遂志仍不气馁，五十岁时仍尽弃其财至金陵、维扬等地经商，最终成为一名大商人。正是这种勇往直前的骆驼勇气，才使徽州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创立了永载史册的徽商王国。
徽州商人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除了追加部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大多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修族谱、置族田以及助修书院等等。
坐落于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是清末徽商汪定贵于清咸丰五年（1855 年）前后营造的宅邸，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全屋为砖木结构，有木柱136根，大小天井9个，7处楼屋，大小60 间，门60 个。据传，当时建造承志堂花去白银60 万两，木雕上镀黄金100 两，全屋仅木雕就由20 个工匠雕刻4 年才完成。由此可见徽商的富庶和对住宅的重视。
徽商还致力于在经商当地设店，建屋置地，促进城镇的繁荣发展。胡适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只是一个村落。
徽州人来了，就开始成立店铺，逐步扩大，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番话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进村落”市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无徽不成镇“由此可见一斑。
一代商帮陨落
徽商最初多是由小本经营开始，但也有官僚资本掺杂其中。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也曾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 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大致为以下几点：
其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
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不好出面反对，只好酸溜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其二，清咸丰三年，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利益。他的建议不但没被采用，反被朝廷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其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来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其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著名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徽商作为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期就很难避免其衰退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