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建议对制造企业减税，目的是促使更多工作岗位从海外回流到美国国内。这一建议获得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
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纷纷呼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特别是给中小型、微型企业减税松绑，助其渡过难关。
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关键时刻，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不约而同地热议减税，隐约流露出相似境遇下的相似心情。美国人举例说，从2001 年至2010 年的十年间，全美国只有新泽西、佛罗里达、新罕布什尔、华盛顿等九州的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其他所有州都陷入了滞胀挣扎。经济学家在分析这个近乎奇迹的现象时认为，很大的增长因素取决于九个州都不约而同地使出了“杀手锏”——全部免除个人收入税。因为免税降低了企业负担，也吸引了更多人才进入，并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推动了经济繁荣。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一些，要找出区域性的“减税榜样”殊为不易。去年以来，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两大引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型企业增长放缓，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增加，温州、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不少企业关门的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收入与支出继续在大阳线上狂飙突进。去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 万亿元，比前年增长24.8%，增幅连续两年超20% ；而去年的GDP 增长仅9.2%.从1996 年起，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政府收入增长率大幅超过GDP 增长率，造就了所谓的“中国奇迹”。
国库充盈企业却困顿。国内一家知名经济刊物的样本调查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中总税收与企业利润的比例高于50% 的占46%，有23% 的企业税收与利润的比例超过100% ；服务业中，总税收与企业利润的比例高于50% 的企业则占57%.即便是作为行业龙头的娃哈哈集团，去年缴纳的税金也占了总营收的8.46%，占企业利润的64%.在此环境下，减税带来的推动公平竞争、促进公民就业、降低企业成本、刺激社会消费、平抑物价水平等好处既符合逻辑，又直观可感，相信已成社会共识。减税之急迫性，正引起决策层的重视，而减税的操作空间则困于既有的税收架构。
谁都可以大声呼吁减税，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在宏观上明了现行税制的症结所在，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卸下税负之重。从现行税收制度的整体设计思路看，实际上是假定一切财产和财富都应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私有产权的发育应受到排斥，因此要尽可能去扩大税基和税额，尽量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使个人利益最小化。在政府主导的理念下，财政不但要为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买单，也要供养越来越庞大的行政体系和行政人员，还得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巨额投资冲动。要维系这一切，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增加税收。前些年地方政府大肆卖地，很大程度上补了税收不足的缺口，房产调控后这一块的收入剧减，便只能加强税收征管，如此这般民企的生存就会越来越痛苦。
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税收体制是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堡垒，已严重落后于当前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要拿下这个堡垒，必须首先攻克转变政府职能、压缩政府开支与投资这一道险关。在以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替代“万能政府”的基础上，尤其要减少依赖投资的调控政策，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节约开支特别是对“三公”经费实行监督问责。抑制政府的花钱冲动，减税也就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