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范围来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就陆续掉进了这个“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而日本和韩国，则适时完成了转型，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事实上，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 左右的比重。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富豪数已居世界第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学家陆德认为，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接近国际上划定的0.6 的动乱线，且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因此，改革深化、体制转型已是大势所迫。
权力的异化、腐败的盛行，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过，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是很多贪腐分子最喜欢的状态——完全的计划经济，无法变现；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法寻租。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则可以寻租变现。
在中国，权力寻租是通过两重方式实现的。国有垄断企业，其实是最大的权力寻租方，这往往被大众忽略。由政府代管的全民财富，都被集中在铁工基、通讯、石油等领域。通过直接控制企业巨头，既得利益阶层将全民财富变为少部分人支配的财富。某些企业频频爆出的天价消费品事件，就是“民财官用”的典型写照。
而另外一种寻租，则是大众普遍理解的模式，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交纳权力献金，获得公权力的许可或关照。
而这种模式，一种表现为行贿受贿，一种表现为“内部争宠”，地方通过对掌握公共财富的部门或者个人进贡，获得倾斜性资源，最典型的是前段被取缔的各地驻京办，专门在京“跑部钱进”。
权力寻租是过于强势的政府出现导致的重要经济现象，在富有威权传统的东南亚国家中普遍存在。笔者以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日本崛起，首要因素是在经济领域打破垄断。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致力于打击财阀，日本政府冻结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 家大财阀的财产。
此后解散对象不断扩大，先后指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625 个公司为“限制公司”。在政治领域，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瓦解了天皇神权，打击了当时的贵族，清算了军阀势力。在文化领域，日本持续数十年的“脱亚入欧”十分彻底，实现了公民现代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
韩国的富强，亦建立在对于特权势力的抑制上。进入上世纪90 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的支持。而一些财阀为了能够继续获得政府的支持，不惜重金贿赂政府高级官员，甚至直接把对象圈定为总统，一时间“黑金”泛滥，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这些韩国前总统都不同程度地跟贿赂有染。1998 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21 世纪之后，现代集团案发，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这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至李明博任上，韩国再无“红顶商人”存在的土壤。
同时，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韩国的“新村运动”，亦值得中国借鉴。在防止过激的均富与仇富情绪蔓延的同时，进行增量改革（即借用等级规则确立产权规则。由于政府导向式改革的优点非常明显，其在传统体制上的边际效益大大减少了改革阻力，可在不伤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是中国未来必由之路。财富的分配，应该更多向底层民众倾斜，同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适当的利益保障。（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